光武帝（刘秀）
汉光武帝（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即刘秀，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东汉王朝开国皇帝。新末天下大乱，刘秀与兄在舂陵起兵，并以“复兴汉室”为号召，与众豪杰并争天下。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为刘玄部下，并在昆阳之战一举摧垮新莽四十二万大军，成为了灭亡新王朝的关键人物。后刘秀受更始所遣，前往河北镇慰州郡，趁机一举平定了河北，并于更始三年于河北鄗城千秋亭登基称帝，重兴汉室江山。自建武元年在河北称帝到建武十二年巴蜀归汉，刘秀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先后平灭了绿林、赤眉、隗嚣、公孙述等诸多割据政权，天下得以再次一统。统一战争结束之后，光武帝偃武修文，励精图治，大兴儒学，奠定了东汉王朝日后近200年的基业。
汉光武帝（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即刘秀，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东汉王朝开国皇帝。新末天下大乱，已经家道中落的皇族后裔刘秀与兄在舂陵起兵，并以“复兴汉室”为号召，与众豪杰并争天下。为扩大自身的力量，刘秀兄弟的舂陵军与绿林军实行了联合。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为更始帝刘玄部下，身居太常偏将军。昆阳之战中，刘秀发挥了出色的智慧才能，一举摧垮新莽四十二万大军，成为了灭亡新王朝的关键人物。新莽政权覆灭后，刘秀受更始所遣，前往河北镇慰州郡，趁机一举平定了河北，并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更始三年六月，刘秀于河北鄗城千秋亭登基称帝，为表汉室重兴之意，刘秀仍以“汉”作为其所建王朝之国号，为与刘邦所建之汉朝区分，史称刘秀所建之汉朝为“后汉”（依据建都地点的不同，也称刘秀所建之汉朝为东汉）。自建武元年在河北称帝到建武十二年巴蜀归汉，刘秀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先后平灭了绿林、赤眉、隗嚣、公孙述等诸多割据政权，天下得以再归一统。统一战争结束之后，光武帝偃武修文，励精图治，大兴儒学，奠定了日后东汉王朝近二百年的基业。
汉光武帝 - 生平事件
没落皇族 乱世起兵
西汉末年，朝政衰败，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当时在民间都流传着汉祚将尽的说法，汉哀帝不得已，遂演出了一场“再受命”的闹剧，但很快便草草收场。在这种“人心思乱”的大势下，身为外戚的王莽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并于公元9年，代汉建新。王莽登基之后，开始着手解决西汉王朝所遗留下来的大量社会问题，而土地和奴婢则是其中的主要问题，为此，王莽颁发了“王田令”与“私属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莽改制”。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其根基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而王莽的改革则触动了这个维系封建皇权的根基。最终，改制以失败而告终，从而使得社会矛盾更加的激化。
刘秀，荆州南阳郡人，为西汉景帝后裔。刘秀兄弟三人，长兄刘縯“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而刘秀则为人“谨厚”和“多权略”，处事非常的谨慎，与其兄刘縯的风格明显不同，无事的时候只顾照料自家的田地，被刘縯笑为当年汉高祖的二兄长刘仲。
新莽末年，天灾不断，各地农民军纷纷揭竿而起，天下已然大乱。此时，刘縯等南阳郡的英豪们也纷纷准备起事，但刘秀仍持谨慎的态度。此时，同郡人李通以“刘氏当复起”，劝刘秀起兵，刘秀经过一番深思，见“天变已成”，遂与其兄在舂陵起兵。
大战昆阳 新朝崩塌
春陵起事时，同族的许多人非常害怕，都说刘演要害了自己，纷纷逃跑；但当他们见到刘秀穿戴着红衣大冠的将军服装，率领起事人员回到春陵时，又说：“像刘秀那样谨慎厚重的人都造起反来了，还怕什么!”于是也就心安了。这年十一月，刘秀等人的军队在小长安聚与官军相遇，结果大败。在此一战中，刘氏宗族死了数十人，其中包括刘秀的二哥、二姐及刘良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刘秀的二姐刘元死得颇为壮烈。败军之际，刘秀单骑逃跑，碰上三妹伯姬，就把她拉到了马上。不远，又碰到刘元，催她快上马，刘元看到追兵在后，挥手说：“你快跑吧，不能两全了，不要都死在这里。”追兵赶到，就把刘元和她的三个女儿杀了。但由于人心所向，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军队人多，将领们都主张拥立一个刘姓的皇帝，以此统一号令，顺应人心。南阳一带的豪杰人物，都认为刘演最为合适，因为刘演有威望，治军严明。而新市、平林军的将领们大都喜欢散漫放纵，担心立了刘演不得自由。他们认为刘玄懦弱，容易控制，因而策划拥立刘玄。刘玄是春陵侯刘仁的曾孙，在平林军中，号称更始将军。刘玄当皇帝后，改元为更始元年，并封了一大批官衔，封刘绩为大司徒，封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南阳一带的情况使王莽震惊，调兵遣将，很快集结了43万人马，号称百万，命司空王邑与司徒王寻率领前往镇压。王邑、王寻首先与刘秀相遇，刘秀的将领见敌多势盛，不敢作战，都跑回昆阳城中。他们忧念妻儿老小，都想各自回本土自保。刘秀非常冷静地向将领们分析了形势和前景，口吻严厉：“现在粮草无多，来敌强大。并力抗敌，还有打胜的希望，要是分散，必然被消灭，而且宛城还没攻下，来不了救兵，昆阳一失，一天之内，各军也就全都覆没。现在为什么不同心同德，共建功名，反而只想看守自己的妻子和财物呢？大家觉觉得有在理，因此抛弃了别的念头。刘秀于是担任了临时总指挥的重任。当时昆阳城中只有八九干人，刘秀要王凤、王常守城，自己和李轶等13人骑马乘夜闯出城南门，召集在外的军队。刘秀到郾县、定陵一带，把那里的军队全部集合起来救援昆阳。将领们舍不得财物，要求留一部分兵力看守。刘秀说：“现在要是打败敌人，比这多一万倍的珍宝都有，甚至可以夺得天下。要是被敌人打败了，脑袋都保不住，财物还有什么用?”于是把全部军队都带到了昆阳。刘秀又率领3000敢死队，攻向敌人中坚，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王邑被杀。刘秀军队合力夹攻，王莽军队四处奔逃，相互践踏，溃不成军。王寻带着剩下来的几千人逃回洛阳。这就是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昆阳一战，敲响了王莽政权的丧钟。同时也提高了刘氏兄弟的威望。但更始政权的内部矛盾也更趋尖锐。结果，刘演被更始帝杀害。刘秀怕自己遭到不测，赶紧跑到宛城假意请罪。不为哥哥服丧，饮食言笑与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刘玄见刘秀没有反对他的意思，有些惭愧，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而刘秀每当独居却独自流泪，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哀伤。
更始元年（23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杀死王莽，新莽政权灭亡。当时关中一带的官员赶来迎接皇帝刘玄去长安，见到刘玄的将领们头上随便包一块布，没有武冠，有的甚至穿着女人衣
服，滑稽可笑，没有庄重威严的样子，唯独见到刘秀的僚属肃然起敬。一些老官员流着泪说：“没想到今天又看到了汉朝官员的威仪！”对刘秀产生了敬佩、向往的心理。之后，刘秀被刘玄派往河北进行招抚。使得刘秀终于摆脱了刘玄对他的直接控制，开始了自由施展的机会。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处，考察官吏，按其能力升降去取；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吏名称。在河北期间，刘秀还粉碎了一起假冒汉成帝之子另立朝廷的反叛事件。当假冒的王郎兵败请降、要求给予优厚待遇时，刘秀说：“现在，假如成帝再生，他的天下也不能得到了，何况诈称刘子舆的人呢！”使者要求封给王郎一个食邑万户的侯，刘秀说：“能够保全性命也就可以了。”而在清理缴获的文书档案时，发现官吏与王郎勾结一起毁谤刘秀的材料有几千份。要是按这些材料提供的线索加以追究，必然会使一大批人惶恐不安。刘秀一律不看，把王郎的官吏们召集起来，当面一把火烧掉。他解释说：这样做，是“令反侧子（心怀不安的人）自安（放心）”。
对于农民军，刘秀采取了分化、瓦解、收编为主的政策。当时，河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农民军为“铜马”。刘秀击败铜马军后，将其收编，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因此，他还获得了“铜马帝”的称号。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刘秀终于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这时远在长安的更始帝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企图把他召回长安。这表明刘玄已经对刘秀不放心，要削弱他的势力，夺回他的权力。刘秀自然明了这一意图，以“河北未平”为理由，拒绝应召去长安。刘秀与刘玄的裂痕从此开始明朗。与此同时，以樊崇、逢安、徐宣等人为首活动在今河南东部的赤眉军，正在迅猛地向长安进兵。赤眉一旦攻下长安，刘玄败逃，就将出现一个夺取关中一带的良好时机。刘秀感到争夺天下的时机即将到来。他一边派将军邓禹率精兵2万向关中一带进发，相机行事；一边选定北据太行山、南临黄河、地处险要、财物富实的河内郡(治怀县，在今河南武陟县)作为进取中原的立足点。他选用文武兼备的良将寇恂任河内太守，冠以“行大将军事”的衔号。他向寇恂交代任务说：从前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把萧何留在关中，我现在把河内交给你。你的任务是像萧何那样保证军粮供应、训练士兵和战马，阻挡外面的军队，不让到这块地盘上来，特别是不让黄河以南刘玄的军队过来。刘秀又在孟津（今孟县以南）部署重兵，窥视洛阳。
安排妥当以后，刘秀又带领一支军队回到冀中、冀北一带。一路上将领们纷纷给刘秀上尊号，要他称皇帝。刘秀一律拒绝。到了南平棘（今赵县南），将领们又一再劝说，刘秀还是不答应。当人们都走开后，将军耿纯对刘秀说：“人们抛开亲人和家乡，跟从大王出生入死，本来就是想攀龙附凤，实现封官拜爵的愿望。现在大王迟迟拖延，违背大家的心愿。我担心人们失望了，就会产生离去的想法。人们一散，就难以再召集了。”刘秀由此相信了将领们要他当皇帝是出于真心实意，而且是出于个人利益，并非虚让。公元25年六月已未日，刘秀在浩（今河北柏乡县）称帝。国号仍为汉，年号为“建武”。
坐胜赤眉 力平关东
刘秀即位后，却未定国都，定都何地呢？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心当然是长安，但长安不可能在短期内夺到手，刘秀在河内郡徘徊一月有余，最后确定了洛阳。他首先派兵占据了五社津（在今河南巩县北）等要塞，以防荥阳以东的割据势力前来争夺，然后下令包围洛阳。当初刘玄去长安时留李轶、朱鲔守洛阳，这两个人都曾劝刘玄杀掉刘演，是刘秀的仇人。李轶愿归降，刘秀说，他为人诡诈，反复无常，把李轶的信交给太守、郡尉一级官吏传阅，说对这种人要引起警惕。消息很快被朱鲔知道了，他觉得李轶的行为无疑是要出卖他，于是就派人刺杀了李轶。朱鲔刺杀李轶，引起洛阳军中的混乱。刘秀一箭双雕，既分化瓦解了敌军，又借刀除掉了仇人。当洛阳被包围以后，刘秀派廷尉岑彭劝朱鲔投降，岑彭原是朱鲔的部下。朱鲔在城上回答说：“我知道自己的罪过太深，不敢投降。”刘秀说：“干大事的人不计较小的怨恨。朱鲔要是现在投降，可以保住官爵，怎么会杀他的头昵?我对着面前的黄河发誓，绝不食言!”岑彭又去转达刘秀的话，朱鲔不相信，从城上放下一条绳索，对岑彭说： “你的话当真，就顺着绳索上来，”岑彭抓过绳子就上去了。朱鲔见无欺诈，就答应了投降。朱鲔把自己捆起来，要岑彭陪他去向刘秀请罪，刘秀亲手给他解了绳子，要岑彭连夜把他送回洛阳。第二天一早，洛阳的守军就大开城门，全部投降了刘秀。刘秀任命朱鲔为平狄将军，并封他为扶沟侯。
刘秀严禁军队进城后暴横抢掠，将军萧广违犯军纪，纵兵横暴，处了死刑，洛阳很快安定下来。刘秀成事，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利用了赤眉起义军，刘秀即位后，二者从合作者变成敌人。赤眉军毕竟是一帮流寇，没有战略眼光，因而抢了一城、吃了一地，即放弃再迁往别的地方。在流动过程中一路受到追击阻截，损失惨重。建武三年（27）正月，赤眉军行至宜阳，业已疲惫不堪，突然发现刘秀亲率大军早己等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投降了刘秀，把在长安得到的传国玉玺也交给了刘秀。这时的赤眉军尚有十余万人，兵甲器械堆放在宜阳城西，高与山齐。刘秀下令给饥饿的投降士兵发放食物，第二天又把他们集合起来，排列在洛水岸边，让其首领观看，并对樊崇等人说：“是不是对投降后悔呀？现在放你们各回军营，指挥你们的军队，和我决个胜负。我不想强迫你们投降。”徐宣等人叩头说：“我们出了长安，君臣就商量归降听命，只是老百姓愚昧无知，不能事先告诉他们。现在能够投降，就像走出虎口，回到慈母的怀抱，诚心诚意地欢喜，一点也不后悔。”刘秀不无快意又不无蔑视地说：“你算是钝刀中的快刀、庸人中的能人了。”刘秀把樊崇等赤眉军将领及其妻子安排在洛阳居住，给了他们田宅。后樊崇等欲图再反，被刘秀发觉后诛杀。
得陇望蜀 天下一统
公孙述，字子阳。王莽天凤年间，任蜀郡太守，以其能而闻名蜀中。新末天下大乱，公孙述亦起兵割据巴蜀。更始二年，刘玄遣益州刺史张忠等带兵万余人来接管巴蜀和汉中，公孙述见蜀地险要，众心又归附于他，故有自立之志，遂使其弟公孙恢在绵竹大败更始诸将，从此公孙述之名威震益州。公孙述手下的功曹李熊对公孙述言：“方今四海波荡，匹夫横议。将军割据千里，地什汤、武，若奋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业成矣。宜改名号，以镇百姓。”此言正和公孙述之心，不久，公孙述在成都自立为蜀王。蜀地沃野千里，兵精粮足，关中、荆州等地的百姓闻蜀地太平，安居乐业，为躲避战乱，纷纷奔入蜀地，西南夷也遣使纳贡，益州一片兴旺之势。此时，李熊复对公孙述言：“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构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而名号未定，志士孤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所依归。”经过深思，公孙述遂于公元25年初在成都即皇帝位，建元“龙兴”。称帝之后，公孙述使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南郑；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扞关。于是，公孙述遂尽有益州之地。更始败亡之后，刘秀专事东方，无暇西顾，关中不少豪杰均引兵归奔西蜀，蜀势大振。公孙述遂大修营垒，多置车马，操练兵马，于西蜀聚甲数十万。除此之外，公孙述还在汉中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制造十层高的豪华战船，且多刻天下州牧的印章。建武五年，割据荆州的秦丰为刘秀所败，其属下大将延岑和田戎归奔公孙述，延岑被封为大司马，田戎则为翼江王。建武六年，公孙述遣田戎出江关，收拢其旧部，欲取荆州，结果无功而返。而此时，刘秀已经基本上统一了东方，已经开始谋划西北的陇右与蜀中的公孙述了，遂手书公孙述曰：“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手书的署名为“公孙皇帝”，看来，当时公孙述的势力颇为庞大，连东帝刘秀也承认了蜀帝公孙述。 此时，公孙述手下的骑都尉荆邯见东方将被平定，刘秀的大军马上就要西向，故对公孙述道出了一番极为精彩的论对：“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废也。昔秦失其守，豪桀并起，汉祖无前人之迹，立锥之地，起于行阵之中，躬自奋击，兵破身困者数矣。然军败复合，创愈复战。何则？前死而成功，逾于却就于灭亡也。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自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发间使，招携贰，则五分而有其四；若举兵天水，必至沮溃，天水既定，则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万乘，外给三军，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将有王氏自溃之变。臣之愚计，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此论，既道出了隗嚣战略上的严重失误，又给公孙述指出了对抗东帝刘秀的策略，即进则可有获胜之机，退保则必不可全。公孙述亦赞同荆邯的这番论断，欲尽发西蜀之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蜀中之人及其弟公孙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均极力劝说公孙述罢兵，公孙述竟按他们这些人说的做了。延岑、田戎也数次请求出兵，但公孙述终究疑虑而没有听从。公孙述的优柔寡断，使得其失去了最后与东方的刘秀争夺天下的资本，待刘秀彻底平定了东方，大军西指，等待偏安于蜀中的公孙述的结局就只有失败了。 建武七年，陇右的隗嚣迫于汉军压境，遂向公孙述称臣，以求联兵于蜀，共同刘秀对抗东方的刘秀。建武八年，公孙述遣将援助隗嚣，并连同隗嚣击败了攻打西城的汉军，迫其退回了长安一线。但不久，隗嚣病死，刘秀再次对陇右用兵，陇右之军崩溃，公孙述的援军也损失甚重，蜀中震动。陇右的覆灭，顿使益州失去了北部屏障，建武十一年，刘秀命岑彭和来歙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大举伐蜀。早在建武九年，公孙述已令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泛等将数万兵马沿江乘竹排下江关（今四川奉节东），击破了刘秀的威虏将军冯俊等部，攻下了巫县及夷陵、夷道（今湖北宜都），公孙述军因此得以据荆门、虎牙（此处之荆门、虎牙皆为山峰之名，荆门山在南，虎牙山在北，江水从中而过。其地在今湖北宜昌东南），并且“横江水起浮桥、楼观，立攒柱以绝水道，结营跨山以塞陆路，拒汉兵”，可见公孙述军在建武九年就击败了刘秀军，并建立了坚固而险阻的荆门山防线，成为了西蜀南部的屏障。之前岑彭曾多次试图夺回荆门，但均未成功。现在，汉军大举伐蜀，岑彭则总结了以往的教训，准备了大小各种战船数千艘，并以火攻烧毁了蜀军设在荆门一线的浮桥和楼观，蜀军大乱，溺死者数千人，蜀将王政斩杀了大司徒任满，投奔了汉军，田戎则退保江州。岑彭等来到江州后，见一时难以攻取，遂转攻平曲，大胜，“收其米数十万石”。公孙述见岑彭的南路大军攻克了平曲，即令延岑、王元与其弟公孙恢率领重兵据守广汉及资中，又遣侯丹率两万余人据黄石（今四川涪陵东北）。岑彭见势，多张疑兵，令臧宫等从涪水上平曲，以牵制延岑等蜀将，自己则分兵顺江而下还江州，然后溯都江而上，攻袭蜀将侯丹部，大破之。紧接着西向“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驰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岑彭分兵绕道奔袭两千余里，克武阳，前部骑兵到了广都，距成都不过数十里，先前公孙述令延岑等率蜀军主力屯于广汉，即为堵截岑彭的南路汉军，谁知岑彭的兵马竟绕出延岑军后，逼近了成都，蜀地震骇，公孙述大怒，用手杖击地曰“是何神也！”不久，南路的臧宫部亦率五万兵马大败延岑，“斩首溺死者数万人，水为之浊流”。不久臧宫军进抵绵竹，公孙述的大将、从陇右隗嚣处归奔而来的王元，不得已“举城降”。此时刘秀致书公孙述，言陈言祸福，以明丹青之信，公孙述感叹良久，言：“废兴，命也。岂有降天子哉！”。见南路连续失利，公孙述又遣蜀中刺客，混入汉军，刺杀了岑彭，为据汉军，公孙述可算是方法用尽。不久，刘秀遣大司马吴汉接替岑彭担任南路汉军的统帅。不久，吴汉击败蜀将魏党、公孙永等于鱼涪津（今四川乐山一带），兵围武阳，公孙述的女婿史兴率五千兵马来助，亦为吴汉所破，吴汉得以占据武阳。此时，刘秀诏令吴汉“直取广都，据其心腹”，吴汉依令而行，果然，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而南路的臧宫在逼降蜀将王元后，又破涪城，斩杀了公孙述的弟弟公孙恢。面对如此局面，蜀中“将帅恐惧，日夜离叛，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此时刘秀再次致书公孙述：“往年诏书比下，开示恩信，勿以来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时自诣，则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将帅疲倦，吏士思归，不乐久相屯守，诏书手记，不可数得，朕不食言。”刘秀的手书中劝公孙述认清方今之大势，再战下去，犹如委肉于虎口，而早日归汉，则家族地位可得保全。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而他刘秀也绝不食言。公孙述则“终无降意”，可见公孙述亦不愧为一方之雄。
吴汉攻拔广都后，已迫近成都，此时刘秀就致书告诫吴汉道：“成都十万余众，不可轻也”，而吴汉新胜，未听刘秀之言，与刘尚分兵轻敌冒进，二人兵马相距二十里。刘秀知后大惊，料吴汉与刘尚的兵马危险，果不出刘秀所料，公孙述将十多万兵马分为二十余营，一面截住刘尚，一面猛攻吴汉部，吴汉与蜀军激战了整整一日，终因寡不敌众，败回营垒。吴汉回营后，闭营三日不出，他一面多树旗帜，使烟火不绝，一面于第三日晚趁夜色偷渡过江，与刘尚部会合。吴汉与刘尚会合的第二天，蜀国大司徒谢丰等不知吴汉军已渡江与江南岸的刘尚部会合，留部分人马牵制江北，自将主力攻江南岸的汉军，刘秀墓结果双方鏖战，从早晨一直打到太阳快要落山，吴汉军胜，斩蜀军五千余级。此后，吴汉军与蜀军在广都、成都之间展开了数次大战，吴汉军均获胜利，遂进抵了公孙述的都城—成都。于此同时，汉军臧宫部也相续攻占了占繁（今四川彭县北）等地，“与吴汉会于成都”。见到了最后的时刻，公孙述谓延岑曰：“事当奈何？”延岑则言：“男儿当死中求生，可坐穷乎！财物易聚耳，不宜有爱”，意谓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死中求生，岂可坐以待毙！财物容易聚得，不应该吝惜。公孙述随即“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余人”，交由延岑指挥。延岑一面在正面大张旗帜、鸣鼓挑战，一面派出一支“奇兵”绕到吴汉军的背后，突然发动了进攻，吴汉军大败，吴汉本人也坠马落水，幸得拽住马尾才从水中脱险。此战汉军损失颇大，而粮草也只够七日只用了，吴汉见此，令备船只，打算暂时退兵。这时，刘秀遣蜀郡太守张堪押运粮草和七千匹战马输送至前线，同时张堪“说述必败，不宜退师之策”。得到补充的吴汉见迫近成都以来，两次与蜀军交战不利，也不敢轻举大军了。吴汉将精骑隐于后，令弱兵前往挑战。公孙述方胜，又见吴汉兵马羸弱，认为破敌之时已到，遂令延岑领一军以据臧宫，而公孙述则亲率数万大军出战吴汉，延岑与臧宫交战，三战三胜；而公孙述这边与吴汉大战，“自旦及日中，军士不得食，并疲”，这一战，双方从早上一直打到正午，激战半日，双方军士都极为疲惫，这时，吴汉令护军高午、唐邯率数万精锐冲击敌阵，蜀军大乱，这时高午冲入敌阵，直刺公孙述，正中其前胸，公孙述受伤坠马，幸被手下救回城中。公孙述伤重，将成都兵马交予延岑后，当夜便死于成都皇宫。见蜀帝身亡，延岑亦无心再战，遂于第二日便举城而降。历时十二年之久的西帝公孙述，终落得了一个身死国灭的下场。
自建武元年至建武十二年，刘秀登基后用了十二年的时间终于平定天下。
偃武修文 柔道治国
在总结前朝失政的基础上，刘秀确立了一套新的治国方略，其核心是偃武修文、以柔治国。
刘秀自己就是一个爱好儒学的人。朝廷议事结束以后，他经常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重视健康、保养精神，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刘秀有时亲自主持和裁决当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自从平息隗嚣、公孙述以后，除非紧急时刻，刘秀从不讲军旅问题。皇太子曾向他问起有关攻战的事，他说：“这个问题不是你所涉及的。”有一次，有人上书建议趁匈奴内部分裂而又遭到严重灾荒的机会，用几年的时间一举消灭匈奴，他坚决地否定了这个建议。
刘秀如此倡导儒学，不言兵事，为的是筹划着改造他的官吏队伍，以适应由取天下向守天下转变的这一根本需要。随着战火的平息和儒学的活跃，刘秀逐渐改变了官吏队伍的素质和结构，用文吏职代功臣，功臣们交出手中的权力，离开官位，各自回到家中养尊处优。
刘秀的“柔道”，首先表现在征伐占领之后。刘秀注重安抚，不事屠戮，凡是投降的，只把他们的的首领送到京城来；对小民百姓，遣散回家，计他们种地，拆掉他们的营垒，不让他们重新聚集。他主张征伐战争不一定攻地屠城，要点是安定秩序，召集流散的人口。刘秀柔道的第二个内容是，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奴婢的政令。建武十一年下诏书宣布：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于用火烧烫奴婢的，按法律论罪；对被烧被烫的奴婢，恢复其平民身份；废除奴婢射伤人判死刑的法律。建武二年诏书宣布：被卖的妻、子愿回到父母身边去的，听其自便；敢拘留者，按法律论罪。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一再下诏宣布：自建武八年以来被迫当了奴婢的，一律恢复平民身份，自卖的，不再交还赎金；敢拘留者，按《略人法》（针对当时青州、徐州一带豪强势力抢逼弱民为自己当奴婢的法律）从事。
减刑轻税，并官省职。建武七年，下令京都地区及各郡、国释放囚犯，除犯死罪的一律不再追究，现有徒刑犯一律免罪恢复平民身份；应判两年徒刑而在逃的罪犯，由地方吏发布文告公布姓名，免治其罪，使其放心回家。建武六年诏书宣布：因军队屯田，储粮状况好转，停止征收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恢复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实行的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
汉朝的官府及吏员设置在汉武帝时曾大为膨胀，庞大的官僚机构是造成汉武帝及以后时期民用匮乏的重要原因。刘秀即位后大量合并官府，减少吏员。在这个问题上，刘秀也表现得很有气魄，仅建武六年对县及相当于县的封国进行调整，就“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些措施使费用大为节省，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效法明君 律己责人
刘秀作为明君，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饮酒，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他曾令太官（掌管膳食的官职）不要接受郡、国奉献的珍馐美味。远方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刘秀总是赐给骑士。汉朝自武帝以后，后宫掖庭人数达到3000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级的就分婕妤、容华、充衣等14个等级。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人有爵秩，贵人的待遇只有谷数十斛，此外有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均无爵秩和规定的待遇。刘秀在世时要预建陵墓，名日寿陵，特意叮嘱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水就可以了，而且将来要像汉文帝那样，不随葬金宝珠玉。
刘秀常常显示出一种恢廓大度、平易谦和的气貌。焚烧王郎文书以安人心、宽宥朱鲔以降洛阳、表示诚收以服铜马，都是常被称道的事例。建武四年，割据陇右的隗嚣正徘徊于公孙述和刘秀之间，到底归服哪方，犹豫未决，就派他的将军马援先后去成都和洛阳观察形势。马援自幼就被人们认为有大才，在西州很有名气，很受隗嚣敬重，他被刘秀接见他时的气度深深打动了。刘秀接见马援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使者，没有升堂坐殿，只是便衣便服，连帽子都没有带，独自一人坐在洛阳宫宣德殿的廊庑下面，让一个宦官引导着马援去见他。他微笑着，开头就说：“贵客徘徊在两个皇帝之间，经多见广，今天见到贵客，深感惭愧”这一平易谦和的姿态，使马援感到了一种明君的魅力，他叩头说：“当今的局势，不仅是君主在选择臣下，臣下也在选择君”接着就说起公孙述接见他时戒备森严的情况，并说：“我现在从远方来，陛下接见我连卫士都没有，就不提防我是敌国刺客吗？”刘秀又笑着说：“你不会是刺客，只是个说客罢了。”这次会见，使马援觉得刘秀的恢廓大度与汉高祖刘邦十分相似，是真正的帝王之才。后来马援劝隗嚣归服刘秀，隗嚣不听，他就脱身自己归服了。
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持一种清醒的、有时是厌恶的态度，而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深夜方归，要从洛阳城的东北门进城，掌管这个门的郅恽拒不开门。刘秀让人点起火把，并派人告诉说皇帝回来了。郅恽说：“火光闪烁，又远远的，看不清楚。”仍是不开。刘秀没法，只好转到东城门进了城。第二天，郅恽上书刘秀，说他游猎山林，深夜方归，将带领出一种不良风气，危害国家。刘秀赏了郅恽100匹布，把掌管东门的人贬为登封县尉。
但是，刘秀毕竟是皇帝，不能容忍有伤尊严的事。大司徒韩歆为人直率，说起话来无所隐讳，建武十五年，刘秀找出已被他打垮了的隗嚣、公孙述之问的来往书信，在朝会的时候读给群臣听。心直口快的韩歆觉得这些书信写得很有才华，就说：“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在刘秀听来，这话有讥笑他不如隗嚣、公孙述有才华的意味，于是大为恼怒。恰巧在这次朝会上，韩歆又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要发生饥荒和动乱，言辞激烈，说起话来指天划地。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的刘秀，当即就罢了韩歆的官，要他回家当老百姓去。韩歆回家后，刘秀仍是怒气未消，又专门派人带着他的诏书去谴责他。大司徒为三公之一，相当于宰相，是朝廷最高官职，罢官之后皇帝特诏谴责，这意味着要治死罪。司隶校尉鲍永，一向是个以直言敢谏出名的官吏，认为韩歆是说真话，为此罢官，已经不公，坚持不要再治罪。结果鲍永被贬为东海国相，韩歆及其子韩婴被迫自杀。韩歆曾随刘秀征战，有军功，这件事引起朝臣的普遍不满，刘秀只好仍按大司徒的规格给他举行了葬礼。
三后轩轻 太子易人
同所有的皇帝一样，刘秀当皇帝后，同族、亲戚都要大沾其光。同族中随同起兵的族父、族兄们，非封王即封侯。叔父刘良封赵王，大姐刘黄封湖阳长公主，三妹伯姬封宁平长公主，刘秀被刘玄杀了的大哥刘演追谥为齐武王，刘演的两个儿子，一封齐王，一封鲁王，在小长安战役中死去的二哥刘仲，被追封为鲁哀王，二姐刘元被追封为新野长公主。刘秀的母亲樊娴都老太太是湖阳县人，卒于起兵前夕，湖阳樊氏一家封了五个侯；刘秀的外祖父樊重，刘秀是否见过，史无明载，追爵谥为寿张敬侯，在湖阳专为立庙。总之，春陵的刘氏家族及亲戚们一切都加官晋爵，风光无限。
刘秀共有11子，有5个是皇后郭氏所生，美人许氏生了1个，皇后阴氏生了5个。刘秀于建武二年立郭氏为皇后，立郭氏子刘疆为太子、阴氏为贵人。建武十七年，废郭氏，立阴氏为皇后，十九年废郭氏子刘疆，立阴氏子刘庄为太子。
阴氏，就是南阳新野的阴丽华，是刘秀多年梦寐以求的美人。更始元年六月，刘秀经昆阳之战成了人英雄，与阴丽华成了婚。这年刘秀29岁，阴丽华19岁。九月，刘秀要去洛阳任司隶校尉，暂把阴氏送回新野。十月，刘秀又被派往河北。次年春，大约二三月间，刘秀又在真定娶郭氏。郭氏，名圣通，真定国槁县（今石家庄市东南）人，是当地大富豪。当时的刘秀既需要贵族势力的支持，又需要富豪的钱粮援助，故娶郭圣通为妻。第二年（建武元年，25）十月，刘秀住进了洛阳宫以后，就派人把阴氏接到洛阳，次年二月策立郭氏为皇后，阴氏为贵人。
刘秀和阴氏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有时出征也带着她，汉明帝刘庄就是建武四年阴氏随刘秀出征彭宠到达元氏时生下的。刘秀最喜爱刘庄，经常带在身边，这不免引起郭氏的嫉妒和担心。刘秀就指责郭氏“怀执怨怼，数违教令”。刘秀的统治完全巩固了以后，建武十七年（41）十月，终于把郭氏废掉，换上了他最喜爱的人。郭氏的被废给太子刘疆带来了巨大压力，他惶恐不安，一再要求辞掉太子、与别的弟兄平等，还经常托朝臣和弟兄们向父亲转达心愿。起初刘秀不许，拖了一年多，建武十九年（43）六月，才把他与已被封为东海王的刘庄换了位置。刘秀对刘疆有所歉意，加大了他的封土，给了他不少超出诸王的待遇。
刘秀对贵戚的过分行为有所约束，一般能够理智对待。司隶校尉鲍永、都事从官鲍恢抗直不避豪强，敢于弹劾贵戚的恣纵行为，曾弹劾刘秀叔父赵王刘良仗势呵斥京官为“大不敬”，刘秀借此告诫贵戚们应当约束自己，“以避二鲍”。刘良临死时，刘秀去看他，问他有什么要说的话。刘良说他没有别的话了，只有一件事，他的朋友怀县李子春犯了罪，县令赵熹要判他死刑，希望能保住他的命。刘秀说：“官吏执行法律，我不能徇情枉法。另说别的愿望吧。”刘秀大姐湖阳公主的奴仆大白天行凶杀人，躲在公主家中，官吏不敢捉捕。洛阳县令董宣听说公主要出夏门（洛阳城北面最西头的门），以杀人的那个奴仆驾车，就在夏门外万寿亭截住车子，把公主数落一通，当面杀了那个奴仆。公主立即回宫告到刘秀那里，刘秀大怒，把董宣召来，要当面打死。董宣说：“请求皇上允许我说一句话再死。”刘秀说：“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靠着陛下的圣明大德，汉朝才得到中兴。现在放纵奴仆杀人，将怎么治理天下？我不用打，还是自己死吧。”说着就把头撞到柱上，顿时血流满面。刘秀赶紧要小太监抱住，要他给公主叩个头，让公主消消气。董宣坚决不叩，刘秀就要人按着脖子强叩，董宣就两手撑地，最终也没有叩。湖阳公主不满地说：“文叔当平民百姓时，经常藏匿逃犯，官吏不敢上门追捕。如今当了天子就不能在一个县令身上施加一点威严？”刘秀笑着说：“这就是天子与平民百姓不同啊。”刘秀事后奖励了董宣，给他加了一个“强项令”（意为刚强不肯低头的县令）的美名，后来刘秀一直记住这个县官。董宣当了五年洛阳令，74岁时死在任所。刘秀派专人临视，见他家中一贫如洗，只有一块布盖着尸体，妻子和儿子对哭，刘秀伤情地说：“董宣廉洁，他死了我才知道！”
建武中元二年（57年）二月戊戌日，刘秀在洛阳南宫前殿去世临终遗诏说：“我无益百姓。丧葬，一切都要像孝文皇帝那样，务从约省。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离开城郭，也不要派官吏来吊唁。”
汉光武帝 - 历史评价
《汉二祖优劣论》 三国（魏） 曹植
客有问余曰：“夫汉二帝高祖、光武，俱为受命拨乱之君，比时事之难易，论其人之优劣，孰者为先？”余应之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长，身自亡徒。招集英雄，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继德，行不纯道。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惑秦宫而不出，窘项座而不起。计失乎郦生，忿过乎韩信。太公是诰，于孝违矣。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鸩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赵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祸？然彼之雄才大略，倜傥之节，信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又其枭将尽荩臣，皆古今之鲜有，历世之希睹。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流巨勋而遗元功也。不然斯不免当世之妄。
夫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通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光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用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神光前驱，威风先逝。军未出于南京，莽已弊于西都。夫当此时也，九州鼎沸，四海渊涌。言帝者二三，称王者四五。咸鸱视狼顾，虎超龙骧。光武秉朱光之巨钺，震赫斯之隆怒，其荡涤凶秽，剿除丑类，若顺迅风而纵烈火，晒白日而扫朝云也。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归心圣德。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股肱有济济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规弘迹而造皇极，创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愆，言行则无秽。量力则势微，论辅则力劣。卒能握乾图之休徵，应五百之显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诗书载其勋懿。故曰光武其优也。”——《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七 / 《艺文类聚》卷十二
《论光武》 三国（蜀） 诸葛亮
曹子建论光武：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时人谈者，亦以为然。吾以此言诚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何哉？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所以张、陈特显于前者，乃自高帝动多疏阔，故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得横行于外。语有“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此言虽小，有似二祖之时也。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光武称邓禹曰：“孔子有回，而门人益亲。”叹吴汉曰：“将军差强吾意，其武力可及，而忠不可及。”与诸臣计事，常令马援后言，以为援策每与谐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审也。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耳。——《金楼子》卷四《立言篇》
王夫之：
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指西汉高帝刘邦）而尤难矣！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而宋太祖其次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
自三代（指夏、商、周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何也？前而高帝，后而唐、宋，皆未有如光武之世，胥天下以称兵，数盈千万者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
司马光：
自三代（指夏、商、周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
偃武修文，崇德报功，勤政治，养黎民，兴礼乐，宣教化，表行义，励风俗。继以明章，守而不失，于是东汉之风，忠信廉耻及于三代矣。 —司马光《稽古录》卷十三
《东观汉记》：
帝既有仁圣之明，气势形体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敌。翕然龙举云兴，三两而济天下，荡荡人无能名焉！—《太平御览》卷九十引《东观汉记》
上（指光武帝）东西赴难，以车上为家，传荣合战，跨马操兵，身在行伍。——《北堂书钞》卷一三九引《东观汉记》
石勒：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晋书 · 载记第五 · 石勒下》
南怀瑾（当代国学大师）：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上，比较值得称道，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大概算来，只有东汉中兴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一人。——《原本大学微言》第六篇《齐家治国》
毛泽东：“刘秀是中国历史上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皇帝”。—毛泽东评点历史古籍之《东观汉记》篇。
汉光武帝 - 轶闻传说
汉光武帝东封泰山
西汉皇族刘秀，怀着恢复刘氏朝廷的雄心。参加了绿林军，王莽的统治被推翻后，刘秀联合地主武装，吞并了农民队伍，扩大势力，于公元二五年自称皇帝，重新建立刘氏政权，史称为东汉。刘秀临死之前，曾率君臣东封泰山，刻石记功，可惜此碑早毁，刘秀封禅声势浩大，仪式公开，留下了比较丰富的史料。汉光武帝之后，汉章帝、汉安帝分别于公元八五、一二四年相继东巡至泰山。
汉光武帝授金印之谜
古代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不但有具有严肃特点的史书的记载，而且有充满着遐想的动人的传说，还有那常年埋藏在地下的最具有说服力的实物。在日本距离中国大陆较近的九州地区，曾经在发掘的日本弥生时代（公元前后）的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由中国大陆传去的古器物，主要是铜镜、铜剑、铜茅等。而中国史书所记载的历史上汉光武帝授于倭王的那块弥足珍贵的金印，竟然也在1700余年之后于日本九州的志贺岛奇迹般地重见了天日。这一重大发现，无疑是反映中日两国古代交往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中国史书关于汉光武帝授金印的记载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对日本作出具体记载的是《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该传认为在中国汉朝时，倭国已开始遣使交通，“汉时有朝见者”。南朝人范晔撰《后汉书》，其《倭传》有关倭国列岛情况的记载，几乎全部抄自《三国志》。不过，在谈到两国之间交往时，则有不少增补内容，其中关于汉光武帝赐倭人印绶的记载，便是《三国志》所没有的。《后汉书·倭传》中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也是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后汉书·倭传》明确记载了这一年光武帝接见倭国使者，向倭人“赐以印绶”之事。由于在《后汉书》之前问世的《三国志》未载此事，而《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又是最早系统记载日本列岛情况的史书，加上也没有旁的记载可资佐证，此事的可信度，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受到一些史家的质疑。
日本福冈县志贺岛汉金印的发现
1784年阴历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金印。
说起金印的发现，其实是很偶然的。当时志贺岛农民甚兵卫正在为防备来年可能出现的旱灾而修筑一条水渠。在搬动一块大石头时，他无意间发现了大石底下一块与泥巴相裹着的金属。他并不认识此物，便让家里人和近邻辨识，一个名叫才藏的米铺主人告诉他这是一方金印，不过这个人也没有认识到此印章的价值。后来消息传到地方官那里，金印便逐级上交到了管辖这片土地的黑田藩主的手中，他赏给了农民甚兵卫五枚白银，又将此印送给藩中一个很有学问的名叫龟井南溟的儒者鉴定。龟井南溟经过仔细鉴定后告诉黑田藩主，这方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便是中国《后汉书》里记载的汉光武帝所赐印章。黑田藩主知道这方金印的价值后，便将它作为传家之宝珍藏起来。据近代变法人士黄遵宪《日本国志》记载，他当时做驻日本公使时，“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印是“蛇钮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现在此金印收藏在福冈市立美术馆中，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当年发现金印的地方，早在1922年就树立了一块刻有“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以作纪念。
志贺岛汉金印的真实性问题
那么，志贺岛上所发现的金印果真是《后汉书》中记载的、被人们传说已久的汉光武帝所赐日本委奴国王的印章吗？龟井南溟的鉴定究竟是否可靠？经过中日双方的学者的长期考证和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证实金印的形制是符合汉制的，它的真实性完全可以确定。
志贺岛汉金印后来经过实测，它的重量是108克左右，印面呈正方形，2.3厘米见方，高约2.2厘米，蛇钮高1.3厘米，阴文篆书。根据汉制，赐予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而这块金印每边长为2.3厘米，正好符合东汉建初铜尺的一寸，可以说在尺寸上是符合汉制的。
不过，汉代的印章是等级分明的，一般从质地来讲，天子是玉印，诸王和宰相是金印，九卿是银印，蛮夷则为铜印；从印钮来讲，诸侯王为驼钮，列侯为龟钮，将军为虎钮，蛮夷则为虺钮。从这两方面看，学者认为志贺岛上所发现的金印并不完全与汉制符合，所以当初龟井南溟鉴定此印时，也说与汉制有一些出入。不过，龟井南溟认为蛇钮倒是可以解释得通，因为蛮夷之地多虺、蛇，虺、蛇同类，蛇钮应该同于虺钮。这个问题随着1956年中国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的东汉金印出土，得到了明确的解释。在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刻有“滇王之印”的蛇钮金印。这个发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东汉所赐蛮夷的印章，并不完全依照汉制；金印驼钮本为诸侯王印章，蛮夷一般为铜制印章，但也有用金印蛇钮的。
金印与中日的早期交往
自从金印发现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那么，为何一枚金印会受到中日两国学者如此的重视？它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究竟有何重要意义？
首先，日本九州志贺岛汉金印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代史籍记事的严谨，一条看似不经意的记载，却决不是凭空而来，它一定是有所依据的。
其次，汉光武帝赐予日本委奴国王金印，说明早在公元57年时，日本列岛已经有国家向中国汉朝奉贡朝贺了；而光武帝之所以赐给委奴国王蛇钮金印，以诸侯王的规格相待，说明汉皇朝对于委奴国遣使的高度重视，广言之，也就是对于与日本列岛交往的重视。
再次，金印是古代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标志和证据。古代中日之间的往来，最早要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先秦时期，更有一些中国难民经过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列岛，也有少数直接从海上到达日本，关于这些被日本称作“渡来人”的中国流民，在中日两国特别是日本的早期史书和其他书籍中都有很多的记载。相对而言，在公元前后日本弥生时代中日相互间的往来可能更加频繁一些，这一点从考古发掘中已经得到证实，同时史籍中的记载也可为佐证。就在《后汉书·倭传》记载光武帝赐金印之事后，又接着记载了汉安帝时日本倭国遣使的情况：“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永初元年，即107年，这与上次委奴国遣使相距刚好50年。这里所献“生口”，一般认为是奴隶，也有学者认为是派来学习的，近似于后来的遣隋使、遣唐使。不过无论哪种说法，从“百六十人”这个数字可见，这次的遣使规模确实是很大的。将此两件事结合起来看，说明日本弥生时代，也就是中国汉朝时，日本遣使往来不但比较频繁，而且规模也比较大。由于比起书籍记载，实物更具有直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印无疑是古代中日友好往来的最好的见证。
最后，随着中日两国自古以来不断的民间往来，以及日本多次遣使朝贺，先进的中国古代文化也因此而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古代日本，这对于古代日本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政治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离中国最近的九州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小鸟救刘秀的传说
据说是刘秀刚起兵那阵儿，王莽还是兵强马壮，他要把刘秀一下子消来在萌芽状态，所以就率领大队人马拼命撵刘秀。当他从南阳撵到我们洛阳地界的时候，只见前边是一道山来一道沟，不远处有一条长满蒿草的山洼，山洼里一股清油油的泉水顺沟而出，却不见了刘秀的踪影。刘秀是上山了，还是藏沟里？其实，这时候刘秀的白龙马也累死了，他只身一人跑上山梁，正沿山坡狂奔哩。这时候有人报告王莽，说刘秀翻过山脊向前逃跑了。王莽正要下令翻山追赶，却是一群小鸟飞过来围着王莽的马头鸣叫："泥沟里 ！泥沟里！"王莽篡位后一直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这时候听见鸟叫就认为是上天在帮助他，马上指挥部队向山沟里扑过去。搜了大半天不见刘秀的影子，正要收兵，却见那群小鸟又在前边的沟里叫起来，"里沟里！里沟里！"王莽把人马从沟里拉出来，沿着山脊追赶的时候，刘秀早已跑远了。后来，刘秀当了皇帝，这群鸟就飞进了皇宫里，刘秀把它们养在后花园里。刘秀死后，伴随刘秀来到?陵园。所以，您只要对它们鼓掌，它们就会报以"啾啾"的回应声。
王莽撵刘秀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杀了汉平帝。汉平帝的皇后是王莽的女儿，生下一子刘秀，王莽为斩草除根，非杀掉刘秀不可。正在危急时刻，一个忠臣巧使掉包计，用自己妻子刚生下的女儿将襁褓中的刘秀换了过来，对外保密，说是自己的儿子，后来不知道怎么被王莽知道了，下令追查，看掩藏不住，就叫刘秀连夜只身逃出京城长安。那时，刘秀已是十几岁的小伙了，他隐名埋姓，受尽风霜饥寒，辗转潜逃到河南南阳一带，求贤访才，积蓄力量，起兵讨伐王莽。 白河滩一仗，初战不利，人马被打散，刘秀独自一人向南阳西北方向伏牛山逃去，王莽带兵在后面紧紧追赶。这天，刘秀跑到一座荒山下面，当时正是六月盛夏，赤日炎炎似火烧，又加上久旱不雨，刘秀又饥又渴，瘫倒在一块立陡的石壁下边，热得刘秀张开大口直喘粗气，刘秀心想，莫非今天我要死在这里？不由得自言自语道：“山哪，你歪歪头转转身，给我遮个荫凉，让我逃出一条活命吧！”话音刚落，那山峰真的向刘秀歪了过来，一片荫凉正好把刘秀遮住，刘秀幸免一死。
刘秀喘息一会儿，嘴里渴得冒火肚子又饿。这时从山脚下叫“来沟”的村庄上走来一位老婆婆，手提一只小瓦罐，刘秀勉强挣扎起身子，向那老婆婆深施一礼，说：“大娘，我快要饿死了，救救命吧！给口吃的吧！”刘秀双手捧着饭罐，脸一仰嘴一张，一口气把一罐小米汤喝得只剩下半罐。老婆婆把剩下的提到老伴那里，老伴一看恼了，斥责老婆婆给他送饭送的少，老婆婆把刚才的事情一说，老头不但不生气，还把剩下的又让刘秀喝了。正说话之间，山那边传来人喊马叫，刘秀慌忙拜谢老人，掏出一锭银子，转身向附近山沟躲藏。
后来，刘秀到洛阳登基称帝，回忆起这件事，派一位大臣到这座山下的“来沟”村查访老俩口，要重谢老人，一问老两口早已下世。刘秀为报答老人恩情，下旨在此山上修建一座庙，这座庙命名为“先亡庙”，就在遮山顶上。
汉光武帝 - 相关典故
推心置腹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引起天下大乱，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群雄讨莽。公元23年初，刘玄被立为天子，刘秀任偏将军。王莽多次派兵攻打刘玄。在这些战斗中，刘秀屡立战功，被刘玄封为“萧王”。同时，刘秀与另一草莽英雄王郎也曾在今河北省中南部的滹沱河、滏阳河流城征战多年。打了不少胜仗。公元24年秋，刘秀率兵攻打民起义军于邬（今河北束鹿县东南），大破之，封降兵渠帅为列侯。但降者并不很放心，担心刘秀是否出于真意。刘秀获悉这一情况后，为使其放心，便采用安抚之计，下令降者各归其本部统领其原来的兵马，刘秀本人则轻骑巡行各部，无丝毫戒备之意。这样一来，降者都信以为真了，只听他们经常三三两两地在一起低语：“萧王推已之红心，置他人之腹中，我们还担心什么？还不为他打天下，出力吗。”《后汉书·光武皇帝本纪》里的原话是：“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报死乎！”
后人根据这段历史，将“推赤心置人腹中”句概括为“推心置腹”成语，以喻真心待人之意。
旗鼓相当
古时两军作战，常用旗、鼓发号施令，指挥作战，若双方势均力敌，便称作“旗鼓相当”。此典故源于东汉时期。公元25年，刘秀称帝，即光武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初年，仍有部分割据势力存在，公孙述、隗嚣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据《后汉书·隗嚣传》载，刘秀在给隗嚣的信中说：“如令子阳到汉中、三辅，愿因将军兵马，旗鼓相当。”意思是隗嚣和公孙述实力相当，劝其不要与公孙述联盟，对抗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