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号长素，字广厦、明夷，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改号更生，晚年号天游化人。他是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是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和学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戊戌变法运动的著名领袖。
康有为出身于封建名门望族，曾考中清朝光绪十九年癸巳科举人。康有为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又受到西方社会思潮影响，逐渐形成改良中国封建制度的维新思想，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康有为在北京公车上书，联合1300多名举人要求拒签和约。自1888年到1898年中，他七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变法的建议。1890年至1893年间在广州聚徒讲学，培养维新力量。1898年，康有为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主导维新变法的改革，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遭清廷通缉，在海外流亡16年，期间组织保皇派。于1913年回国，1927年于青岛病逝。
康有为对后世影响深远，他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旧民主主义的先行者，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爱国主义者。他七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变法的建议，最终促成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变法，废除女子缠足、废除八股取士等得以实施。康有为的观点和思想虽然有很多并不切实可行，但对维新运动的不断向前发展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对解放人们的思想和近代社会的革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培养出了许多立志救国的优秀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创了一个维新变法的新时代。历史学者马洪林评价：康有为是站在反对外国侵略和封建专制前列的旧民主主义的先行者，是学习西方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
人物生平
早年时期
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康有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银塘乡(又名苏村)的康家延香老屋。康有为的家庭是岭南“理学世家"，父亲康达初是儒学大师朱次琦的学生，年轻时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祖父康赞修是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历任钦州学正，合浦、灵州、连州训导。康有为8岁起就在祖父身边读书诵经，11岁时跟祖父住在连州官舍，阅读儒家经典与历代文学著作，在儒学、文学、史学上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康有为在祖父康赞修的指导下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并有志于圣贤之学。1876年，19岁的康有为乡试落榜，投到理学大师朱次琦门下受业，朱次琦是康有为之父康达初的老师，祖父康赞修的好友，在学术旨归上，朱次琦以程朱理学为主，兼采陆王心学，强调读经之目的在经世致用。但善于思索而不盲从的康有为和老师之间在如何评价韩愈上发生了分歧。1878年冬，康有为辞别先生回家。
离别老师的康有为，到南海县的西樵山读书参禅，认识了到西樵山来游玩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康有为从他那里触及近代新思想，眼界为之一开。1878年李圭的《环球游记新录》刊行，使康有为初步了解到美国的经济制度和社会风貌。这部游记是李圭1876年去美游历的实录，是中国人撰写的最早的一部美国游记。康有为此时已家道中落，无经济力量远游美国，他选择在1879年去了香港游历，得出对西方“不得以古旧夷狄视之”的结论。1882年，康有为乡试再次落榜，他游览了扬州、南京、上海等地，他到上海租界见识到上海的繁盛景象，在上海大量购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西书，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和政治制度。1882年的上海之行，是他向西方学习中的转折点。康有为从此希望通过西方国家的治国经验来改变落后的中国。1885年，康有为乡试再次落榜。
上书讲学
1888年，康有为赴京乡试再次失败，那时，中法战争中，中国的福建水师在马江之役里全军覆没。康有为给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帝师翁同稣、大学士徐桐写信，大谈维新变法之刻不容缓。12月10日，他写了一篇长达五六千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极言时危，请求及时维新。《上清帝第一书》没有传到皇太后和皇帝手中，但在京师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士人中被广为传抄。毫无官职的康有为，被京师大多数人斥为书生狂言，遭到了顽固派礼部侍郎许应骙和徐桐的打击陷害。康有为暂时远离政治，住进了南海会馆的“七树堂”，以读碑帖度日，在这里他写就了《广艺舟双辑》，在书中论述中国书法的起源、沿革和发展。
康有为见识到清朝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守旧派的顽固，他于1890年春回到家乡，决意培养人才，传播维新思想。康有为在京上书的事迹传遍了广东学界，追求进步的青年纷纷前来拜康有为为师，其中就包括陈千秋和梁启超。1891年，康有为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屋，正式开设学堂，名为长兴学舍。韩文举、曹泰、麦孟华等青年学子先后入学。1892年，康有为在广府办起了“万木草堂"。万木草堂培养出来的人才，除陈千秋、梁启超外，有徐勤、曹泰、梁朝杰、韩文举、麦孟华、王觉任、林奎、陈和译等。这些学生或帮他编纂[zuǎn]《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或任《中外纪闻》《时务报》的主编与撰述；或协助康有为组织公车上书、强学会、保国会等事项，都是变法维新的中坚力量。
1893年，康有为考取了清朝光绪十九年癸巳科举人。但康有为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却引发了风波。《新学伪经考》是在陈千秋、梁启超的协助下完成的，写于1890到1891年，1891年在广州印行。一举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轰动。康有为又着手写了《孔子改制考》，由陈千秋、梁启超、韩文举等十余名学生协助编纂而成。这两本经学著作构成了康有为完整的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也引起了守旧士大夫的惶恐和敌视。1894年8月清廷发出上谕，命两广总督李翰章查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否离经叛道。《新学伪经考》被当众烧毁，康有为免遭逮捕，但被封建士大夫逐出广东。康有为在弟子龙泽厚的邀请下于1894年冬天赴广西桂林讲学。
1895年春，康有为偕梁启超、梁小山入京参加会试，他在殿试策和朝考卷中申述了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政治主张。《变则通通则久论》和《汰冗兵疏》反映了康有为充满了变革维新的思想和主张。在殿试策中，康有为指出变法刻不容缓，他请求光绪皇帝以开创之世治天下，将第一次上清帝书的政治主张，又通过殿试策的渠道向上反映。
公车上书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1月，康有为抵达阳朔、桂林，住在叠彩山讲学四十天。他的两部代表作《春秋董氏学》及《孔子改制考》，也初写于这次讲学中。1895年2月25日，他自桂返粤，在广州继续从事教育。1895年3月，康有为来到北京准备参加会试。但4月15日，北京传遍了《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当时的形势严峻。康有为即令梁启超奔走联络，梁启超联络广东举人百余人、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等数十人，联名上书都察院，请其代奏皇帝，力陈台湾万不可割让给日本。各省的举人纷纷响应联名上书，台湾举人更是悲愤不已。在这期间，侍读学士文廷式和藏鸿慈联名上奏，讲到了各省会试举人呈请都察院代递的事。光绪皇帝于此才知道举人们上书的实情。皇帝直接干预，都察院官员才敢把各省举人的上书代奏上去。康有为决定联络各省在京举人联名上书统一声势，并且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具对策，使上书陈言能够行之有效。梁启超等四处联络了十八省在京举人一千多人。康有为奋笔疾书，起了一篇长达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在上书上签名的全是当时入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5月4日，举人们集中到都察院，准备投递上《上今上皇帝书》，将它呈给光绪帝，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举人集体请愿的消息传到了清政府，统治阶层担心引起全国性的抗议运动，提前于5月2日在《马关条约》最后文本上盖上皇帝大印，并且立即派人送到烟台和日本使臣换约。5月3日，各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时听到了已经换约的消息，人心涣散，最终在“公车上书”上签名的，连康有为等起草人在内，只有603人。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中了进士，授工部主事。他将精力投入到变法维新中，并未就职。1895年5月29日，康有为写了一封《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以进士身份递交都察院。这就是著名的《上清帝第三书》。光绪皇帝读到康有为的上书后，他命令将康有为的奏折写成三份，将原件送慈禧太后。这一次上书成功，康有为又写了《上清帝第四书》。这一次却投递无门，康有为又返回了广州，于1895年8月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康有为又在京、沪开办强学会、保国会，传播维新思想。1897年春，他第二次到桂林讲学，创办广仁学堂。这次桂林讲学半年之久，康有为组织了广西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学会圣学会，开办了第一所学校广仁学堂，创办了第一份报纸《广仁报》。圣学会以尊孔教、救中国为宗旨，提倡西学，开通风气，并以孔教抵御基督教，于3月7日举行成立典礼，对增加人们的见闻，学习西方文化，开通风气，均有推进作用。梁启超甚至把它和强学会并列为新学的源泉之一。
1897年12月，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向光绪痛陈贪图苟安、因循守旧的后果。这就是《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请求工部代呈皇上，但上书被扣压，只在官员间传抄阅看，京沪震动。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和帝师翁同稣先后向光绪皇帝推荐了康有为。但遭到恭亲王奕诉的阻止，光绪帝只好令几位首席大臣传康有为问话。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召到总理衙门的西花厅问话，在场的有李鸿章、翁同稣、荣禄、廖寿恒、张荫桓。这场问话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天黑才告结束。康有为连在问话后五天，1898年1月29日，他又上《上清帝第六书》，针对顽固派“笃守旧法而不知变”的观点，提出“新壮旧腐”的进化论，把“先定国是"作为变法的大前提，同时不再提兴民权、设议院、定宪法等主张，而代之以制度局十二个。光绪帝听过报告后，下令将康有为的奏章“即日呈递，无许阻格”。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拟定了变法的原则，为了促使光绪皇帝下决心实行变法维新，康有为不断地编写世界各国变革政治的材料供光绪皇帝阅读，如《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和《列国政要比较表》等。1月22日，德军闯入即墨县文庙，将孔子像损坏，参加会试的山东举人及孔子后裔孔广謇[jiǎn]等十余人，将此事向都察院告发。康有为趁机策动公车再次上书，鼓动各省举人纷纷向都察院呈递条陈。康有为又于3月12日递了《上清帝第七书》，以内外、上下结合的办法，向清朝统治者施加压力，以促使变法高潮的来临。
维新变法
1898年5月29日，反对“维新变法”的恭亲王奕訢病死，光绪皇帝乘机大展宏图，康有为于6月8日给光绪上了《请明定国是疏》，请光绪“明定国是”，实行变法。这道奏折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递到光绪手中。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维新。6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许他专折奏事。康有为的学生及同仁也相继被任命为皇帝的近臣。在维新的103天里，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先后颁布新政“上谕”300余道。在康有为“大变速变”的激进思想指导下，光绪皇帝废科举、削冗官。在这一时期，康有为的许多变法设想———如废除女子缠足、废除八股取士等得以实施。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到戊戌政变前，康有为以自己的名义和代他人起草奏折将近50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他想通过全面的变革，把中国改造成东亚强国。在当时的中国，康有为的观点和思想虽然有很多并不切实可行，但对维新运动的不断向前发展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对解放人们的思想和近代社会的革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当维新变法沸沸扬扬的时候，6月15日，慈禧太后迫令光绪帝以自己的名义宣布三道谕旨。一是革去翁同穌的一切职务，逐出京师，开缺原籍。其职由直隶总督王文韶担任，而由荣禄担任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二是规定文武百官二品以上，凡有升调必须亲自到太后面前陛见谢恩。另外还宣布当年秋天，将由光绪帝恭奉慈禧太后到天津检阅北洋三军。这三道谕旨直接关乎整个维新事业的成败，慈禧太后借此控制了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甚至可以借阅军为名，行废立大事，重操权柄。
此时慈禧依旧大权在握，光绪皇帝根本没有执政的经验。由于康有为的改革措施都牵涉到不少人的切身利益.因此他成为众矢之的。9月4日的革除礼部六堂官事件，终于使新旧两派的矛盾白热化。被革职的怀塔布等数十人环跪于慈僖前，哭诉光绪“无道"，恳求慈禧重新出来训政。慈禧表面上坚决不同意训政，但实际上她见光绪已引起众怒，于是便让怀塔布等人秘密前往天津，与荣禄商议利用天津阅兵之机，废除光绪帝。光绪帝感到事态的严重，请康有为设法相助。康有为在深夜里叫谭嗣同拜访袁世凯，企图说服他发动兵变救助光绪皇帝。袁世凯表面上同意，暗地里却全部告诉了荣禄。光绪皇帝为了保存维新派的力量，希望康有为他们离开北京，保住性命，然后再在外地活动，扩大维新运动的影响。8月6日，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五天后，下诏废除“百日维新”时期推行的一切新政，恢复原有旧制，并大肆捕杀维新人士。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在英国和日本的保护下到达日本，免于一死。
从1898年(戊成年)6月11日起到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为止，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推行了103天，这次运动被称为“百日维新”，也叫“戊戌维新”或“戊戌变法”。
流亡保皇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成了清廷通缉犯，他逃往香港，辗转日本，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康有为因遭到清政府追杀，不得不辗转于世界各地。他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九至德，五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游历大半个世界。康有为为了保障活动经费在海外经商，做地产生意。1899年7月，他在维多利亚创立保皇会，并担任会长。保皇会发展迅速，一度在海外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创建保皇会，是康有为从维新派走向保皇派的重要标志。1899年春起，康有为就筹划勤王保救光绪皇帝。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宣布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jùn]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准备将来承继大统，史称“已亥建储”。溥儁立为“大阿哥”(皇储)，就意谓着要废除光绪帝，光绪帝被废。康有为火速电告各地保皇会，要他们反对立储废帝，倘若太后不听，则举兵勤王。全国各地的绅商士民也纷纷联名致电反对，迫于各界的压力，慈禧太后“建储”之议最后终于搁置不提。但康有为勤王的计划还在继续。他联系唐才常、徐勤等起义首领，为他们提供资金，在国内起兵勤王，但唐才常被杀害，徐勤等人谋划的两广起义也失败了，康有为策划的勤王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1906年9月1日，清王朝的顽固势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表示要“预备立宪"。康有为在国外听到这个消息，误以为维新派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1907年3月23日，康有为从欧洲专程到美国，亲自主持在纽约召开的改名大会，要把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但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君主立宪破灭。
回国复辟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对康有为的通缉令取消了。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以后，曾三次电邀康有为到北京，但是康有为以“无心预闻政治”为由谢绝了袁的邀请。直到1913年8月，康有为的母亲劳莲枝于香港病逝，康有为才奔丧启程回国。回国先后在北京、上海居住，最后迁居青岛。康有为致力于创立孔教，1913年11月12日，孔教会在上海正式成立。会员们尊康有为为会长。他认为中国文化流传五千年是因为有孔教的缘故，坚持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甚至提出了要让孔子的后代子孙来当中国的立宪“君主”。但康有为倡导尊孔的行为正好迎合了袁世凯政府加强专制、企图恢复帝制的意图。故而康有为的孔教会受到了特别支持，甚至举行全国性的祀孔典礼。1915年12月，袁世凯自立为“中华帝国”皇帝，并定1916年元旦登基。康有为立即遣徐勤等门人四处联络讨袁力量，将香港住宅抵押2万元作为军费，织民军开展反袁活动。并支持蔡锷的讨袁力量。1916年3月，康有为又电告袁世凯，请其退位。3月22日，袁世凯在声讨中，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袁氏复辟失败后，内务部决定废除祀孔典礼，部分国会议员建议罢斥孔教。康有为抗议这些决定。但大势已去，他不得不辞去会长之职。
康有为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但依旧希望恢复清帝的统制。1916年康有为在《与张绍轩将军书》中颇有意鼓动安徽督军张勋出来主持复辟，他对张说：“对于恢复前皇帝，不知意下如何?”张勋认为时机未成熟，1917年6月，张勋认为复辟的时机已到，他以13省区盟主的身份，利用调解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府院之争”的机会，带着5000名“辫子兵”，从安徽坐火车进北京。6月14日，张勋率部进京，控制了整个京城。两天之后，张勋身着前清朝服，头戴红顶花翎[líng]，到养心殿谒[yè]见溥仪。在，“恭请圣安”的呼声中拉开了复辟的序幕。张勋到京后，密电康有为、刘廷琛等人前往北京“襄赞复辟大业”。康有为闻讯，在上海伏案了半年预草的十几道“诏书”装进行囊进京。康有为到北京后，与张勋密谋，他极力向张勋推销“虚君共和制”的主张，但并不为张勋接受。康有为在复辟集团内部受到排挤，不能参与核心机密。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戴溥仪重登宝座，宣布清王室复辟。张勋被封为内阁议政王大臣，但康有为却只落得弼德院副院长职的虚衔。不久，张勋复辟遭到全国各阶层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人们纷纷要求“护法讨贼”，全国的报刊除了康有为等人办的《国是报》拥护复辟外，所有的报刊都对复辟口诛笔伐。段祺瑞等也趁机起兵进攻北京。复辟只进行了12天就宣告破灭。康有为遭到政府的明令通缉。他决定离开北京，但北京城内已是军警林立。7月8日，康有为化装逃进了美国公使馆，寻求美国使馆的政治庇护，在美国公使馆躲了五个月不敢出门。
晚年天游
经历了多次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寄情山水，先后游历了辽宁、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安徽、湖北、江苏、浙江、广东、江西、湖南等十二省的名山大川，还遍访过南京、西安、开封、洛阳、咸阳、曲阜、凤阳、杭州、无锡、青岛、大连、广州、上海、镇江.绍兴、济南、九江、定海、保定、秦皇岛、武汉、长沙等三十余座古都名城。同时他也怀着爱国热情关心国家和民族，“五四”运动爆发时，康有为发出《请诛国贼救学生电》支持爱国学生，谴责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卖国行为。康有为希望中国统一，反对“共和”旗号下的军阀纷争。1922年6月，湖南省长赵恒惕要“联省自治”，向康有为征询意见，康有为表明了自己反对分裂的态度，还在书信中教训了他一顿。康有为晚年仍然与废帝溥仪保持密切关系。1922年溥仪与婉容结婚，康有为特地写诗祝贺。1924年10月，冯玉祥把溥仪驱逐出故宫，康有为还打电报抗议。1924年，康有为买下位于青岛福山路6号的三层楼房。清朝废帝溥仪题写了“天游堂”，康有为自称天游化人。1926年，他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办学。但情况已经远非昔比，他的影响和号召力衰落.。天游学院的学生寥若晨星，在上海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1927年3月18日，康有为在上海过完七十大寿后赴青岛，3月29日，康有为食物中毒。31日凌晨5时许，康有为去世。
主张与贡献
著作主张
康有为早期的主张体现着个人命运和时代风云、国家兴衰联系起来的思考。他对“中西新理”参穷的结果，体现在他的著作《诸天讲》《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中。《诸天讲》作于1886年，晚年有所补充，是康有为留存下来的唯一的自然科学著作。在书中，他运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探讨了宇宙(诸天)的形成，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天体力学，他反对中国传统“天上地下”的宇宙结构论旧说，为他的改革理论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康子内外篇》撰于1886年，内中透露出科学精神、理性之光、人道主义等与西方相关的文化气息，但却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表达出来的。康有为指出，万物皆有仁、义、礼等道德意识，禽兽独缺的是“智”。这同传统文化大相径庭。在传统文化中均主张人比禽兽可贵是在于“有义”。“义"是维护封建尊卑秩序和贵贱上下的伦理原则，使传统文化具有重德轻智的倾向，对求知有所忽视。康有为的“智”，相当于西方文化中的理性。这是康有为“参中西之新理”后，提炼出来的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概念。理性主义是康有为同传统的流俗与积习决裂，提出叛逆性的改革思想的哲学依据，是康有为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的内驱力。人道主义则使康有为摒弃了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宗旨。理性之光、科学精神、人道主义，使康有为在古今中西之争中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他改革社会的设想，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实理公法全书》一书成稿于1888年前，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书中内容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与自由、平等、博爱。康有为把人视为具有天赋理性的主体，使天赋人权论取得人们所公认的普遍性形式，无疑是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人有自主之权”，矛头指向的是“三纲五常”。康有为否定了妇女不得再嫁的贞节观，对“君为臣纲”提出了非议，提出老师与弟子当“以平等之意"来对待。在《实理公法全书》中，他宣称自由、平等、博爱的权利，是天赋予人类社会的公法。这同法国启蒙学者都强调的“理性的法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天赋人权论在此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至百日维新前，康有为又撰写了三部在近代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新学伪经考》是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写成的，1891年刻版刊行。全书共十四篇，分类编次，每篇有按语说明“总义"及“分节”大义。其主旨是以今文经学为外壳的进化论，强烈抨击了封建的正统观念。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断定，古文经是刘歆助王莽篡汉而造，应称为“伪经”，这一大胆怀疑，把具有正统地位的儒家经典说成是假的，这在学术界与保守势力占上风的政界引发震荡，后来三遭毁版。康有为在“尊孔”“尊儒”的同时怀疑儒家典籍的可靠性。他以“公羊学”发掘孔子之道，甚至把“西学”“西政”引入来阐释儒学，使得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具有空前的颠覆性，对传统经学的现代化有开创之功。
《孔子改制考》成于1896年，把《新学伪经考》中的见解作进一步发挥，阐发公羊“三世”说，为康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服务。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要点如下：1.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进化轨道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2.人类社会毫无例外地都要经过这三个阶段，但只能按顺序渐渐进化，而不能越级而进。3.一世比一世文明，到了太平世，就是人类最为美满的大同世界。“三世”说的宗旨，是讲封建专制制度要变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再进到资产阶级民主制。为不与流俗发生冲突又达到宣传变法的目的，假借孔子的权威地位，说孔子是主张革新的，是深明社会进化的道理的，就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权威性的保障。康有为塑造的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维新者，是讲民主的进化论者。《孔子改制考》中洋溢着惊世骇俗之见，引起了顽固派的全力反扑。《春秋董氏学》是一部可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相媲美的著作。全书共八卷，把董仲舒《春秋繁露》原有篇章打乱，重新安排，加按语表达已见。康有为认为，董仲舒由《公羊》而通《春秋》，因《春秋》而通六经，窥见了孔子学说的根本。康有为阐明了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公羊“三世”说。康有为这三部著作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托古改制。他这样做是有意识的通过圣人崇拜的传统文化心态因利导之挽救中国。将经学作为康有为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将变法思想建基于今文经学体系之中，通过孔子的变法大义使守旧者找不到阻碍的借口。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的复杂性、综合性是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以及其他的追随者不遗余力的宣传他所构建的今文经学，使其一度成为清末民初的“显学”，康有为完成了传统经学向近代经学的转型，对于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无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废除缠足
1883年，康有为与区谔良等人创立了不缠足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反对妇女缠足的民间组织，其意义在于破除女子对男性的人身依附，有着解放妇女的进步作用。入会的人均须切实保证，不替家中妇女缠足，已缠足而自愿放足的，全体会员都去庆贺，在会中予以表扬。创立后不久，便有许多人来参加。后因康有为外出，远离家乡，此会渐散。但其影响却迅速传播开来。康有为开创的不缠足运动，到戊戌变法前后成了维新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895年，康有为、康广仁去粤再度提倡不缠足运动，创立粤中不缠足会，由其女儿康同薇、康同璧带头不缠足，使广东风俗发生很大的变化。1897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上海以《时务报》馆名义，登报发起组织不缠足会并制定章程。规定入会女子不得缠足，入会男子不得要缠足之女，已缠足的在8岁以后须一律放足。之后，上海、北京、天津、湖南、潮州、福州等地，出现相同的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不缠足会系统的会员达三十余万。康有为在成成变法期间所上的《请禁妇女缠足折》中把缠足这一恶俗，提高到有中国尊严与维护民族危亡的高度来看待。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的主张，于1898年8月13日发出上谕，命令各省督抚劝诱与禁止妇女缠足。语气虽不激烈，但由皇帝下令废止这一陋俗是非同小可的。由于变法的失败，这一上谕未得普遍施行，而加入不缠足会的大多是乡绅，对劳动妇女来说，影响却未波及。就当时的情况看，康有为提倡的不缠足运动，是我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
教育改革
康有为认为教育是开发民智、培养人才、强盛国家的重要手段，中国之弱是弱在人才的缺乏。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对传统教育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成了康有为的一个重要的改革活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康有为教育思想的宗旨，这是近代中国首次提出的关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1891年，康有为为了培养学贯中西的治国人才，前往广州长兴里讲学，创办“万木草堂”，亲撰《长兴学记》作为学规。康有为的教学打破了传统中式学堂八股文教学的落后方式，新增了“数”、“图”、“枪”等西学内容。他在讲学中教授了大量的文献典籍和西学译著，为维新运动培养出了许多立志救国的优秀人才。《长兴学记》以《论语》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教育大纲。形式上有传统文化色彩的，而实质内容是同西方文化相吻合的。“气节”“精神”属德育；“智慧”系智育；“兵式体操”为体育，是旧式书院教育中所没有的。在德智体三方面的侧重上，康有为偏重于德性培养。长兴学舍，有因袭旧式书院教育的内容，更具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新质。持续了八年时间的办学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后来康有为在1894年与1897年两次往桂林讲学，著《桂学答问》。作为维新变法理论依据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巨著，都是他在粤桂讲学期间写成的。
书法改革
康有为是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家。早年从师朱九江，中年转而学碑。他住在北京时，四处搜找汉、魏、六朝碑刻拓本，遍临诸碑，丰富了他的书学知识，提倡改革书法艺术，反对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黑大方光”的楷法。他自己也擅长书法，出入石门铭、云峰山等魏碑，有其独特的风格，被时人誉为“康体”，是与清末吴昌硕、沈曾植齐名的书法家。政治失意后，康有为潜心于书法研究，隐居在南海会馆的七树堂，写出了中国书法学专著《广艺舟双辑》。这本书在国内印了19版，在日本翻印了6版，国内外共计出版了几万册。凡二十七篇，日本学者把它译为《六朝书道论》，别称《书镜》，康有为在这本书里，总结了前人的历史经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强调书法艺术不能墨守成规，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发展。为碑学理论重要著作，影响很大，对晚清书坛作了重要建树。康有为撰写的《广艺舟双楫》的出现，打破书法的南北宗问题，对北碑的精神内涵展开强有力的阐释，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阮元、包世臣的碑学理论主张，以挽救千百年来由于帖学所造成的颓靡书风，将碑学带到了与帖学相比肩的位置，同时也开启了近代书法革命的序幕，清代碑学的发展自康有为达到高峰而影响巨大。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实际上已经把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描绘出一幅具体的蓝图。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除了拒和、迁都、练兵三策，最为重要的是提出了立国自强的根本方针，根本之策在于变法以成天下之治。他认为清朝沿袭明制已经数百年，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现在是非变法不可的时候了。他认为要改变治理国家的态度，“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具体的治理手段是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及教民之法。富国之法有六项内容：1.钞法：即改各省银票钱票为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钞票。2.铁路：允许私人资本修筑铁路以弥补国家筹款之不足。3.机器轮舟：废止民间设厂制造的禁令，允许民间设立机器工厂和轮船公司。4.开矿：加强矿学研究，开采有方。5.铸银：自铸银钱，以收利权。6.邮政：一改塘驿讯铺只传递官方文书的做法.设邮政局，既递官方文书，又送私人信件。养民之法.即提倡科学方法种田；奖励科学发明创造；减免重税，保护商业；扶贫济弱，固结民心。教民之法.即普及教育。乡村一律设立学塾，儿童皆得入学，穷理劝学，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其次，针对当时科举考试的弊端提出改革文科和武科的取士方法。再次，开设报馆，出版报纸。最后，即设立道学，发明孔子之道.扶圣教而塞异端。以孔子之道抵制外国传教的浸透。
上书的最后，康有为建议改革政治制度，实行为政清廉，要仿效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设立中国的“议郎”，“议郎”按大约每10万户产生一名的比例推选，不考虑被推选人是否取得功名，只要求他有真才实学，博通中外古今，政治上开明，为人正直清廉。“议郎”不仅可充当皇帝的顾问，而且可以“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中央及地方的一切重要兴革政令和筹饷事宜，均由议郎开会讨论，经会议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方可由政府部门执行。而且，议郎每年改选一次。这实际上是照搬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制。康有为认为，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可能形成“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的政治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