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公元前324年—公元前250年），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今山东）。又名驺衍或邹子，因善于谈论天，又被齐人称为“谈天衍”。阴阳家学派创始人。
邹衍出生于齐国一个中小贵族家庭，是宋闵公的后人，年少就学于稷下学宫，学习“儒术”，创五德终始说、五德主运说和大九州说，后成为稷下先生，被齐宣王重用，被赐列第为上大夫。齐宣王去世后，齐闵王继位，邹衍离开齐国来到燕国，燕昭王为其修建碣石宫并拜其为师。燕昭王去世后，燕惠王继位，燕惠王不信任邹衍，邹衍因燕惠王左右诬陷而下狱，出狱后邹衍重新回到齐国稷下学宫任稷下先生。在这期间，邹衍作为齐国使者经过赵国，受平原君之邀，驳“白马非马”之论，致公孙龙被黜。晚年又回到燕国仕燕王喜，约公元前250年逝于燕国。
邹衍总结春秋战国之前的五行说和阴阳说，将二者融合一起，系统归纳，创造五德始终说、五德主运说和大小九州之说，其学说贯穿我国历史文化之中，为田齐政权、燕昭王称王称帝制造舆论；被秦始皇接受推进了统一大业；被董仲舒借鉴生成新儒学，引申出了“三纲五常”观念，构建了“天人感应”学说、“三统说”；被刘向继承构建了“灾异学说”；被中医吸收成为中医基础理论；被道教吸收影响炼丹术。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的著有《终始》《大圣》《主运》等篇章十余万言，据《汉书·刘向传》记载邹衍著有《重道延命方》，据《汉书》记载，邹衍著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现均已失传。 

人物生平
生平考证
史书关于邹衍的生平事迹记载不多，大都存疑，《汉书·艺文志》虽然把他列为阴阳家代表人物之一，《史记》却没有专门为他立传，关于他本人及学说零散地记载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史记·历书》《史记·封禅书》以及其他史书中。
出生地考证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明确提出邹衍是齐国人，但是关于他出生在齐国哪个地方目前还不能统一。一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一说生于山东淄博，至今在山东济南章丘还有他的坟墓。
生卒年考证
邹衍生卒年不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邹衍生于孟子之后。钱穆认为邹衍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0；胡适认为邹衍生于公元前350年，死于公元前280年；王梦欧认为邹衍死于燕昭王之狱，生于公元前345年，死于公元前275年；张岱年认为邹衍生于公元前340年，死于公元前260年前后；蔡德贵则认为邹衍生于公元前340年，死于公元前260年。孙开泰对前人论断进行考辨，提出邹衍生于公元年324年，齐威王当政的33年左右，死于公元前250年，齐王建5年。 
姓氏考证
根据唐林宝《元和姓纂》记载，邹衍是宋慜[mǐn]公的后裔，与孔子同为子姓。正攷[kǎo]父的采食邑在邹地，生了儿子叔良纥后改子姓为邹，孔氏从孔父嘉改子姓为孔氏，后邹氏迁徙到齐。
主要事迹
入稷下学宫学儒
公元前309年（齐宣王十二年），邹衍约为15岁，就学于稷下学宫，接受稷下学宫的儒家思想。
成为稷下先生，被授上大夫
公元前302年（齐宣王19年），邹衍约为22岁，受稷下学宫学术自由，稷下先生好辩论的影响，邹衍也喜好辩论，擅长谈天说地，被称为“谈天衍”。这段时间，邹衍形成了他的主要思想——阴阳学说，成为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被齐宣王重用，赐列第为上大夫，虽然不参加国家治理，但是可以议论政事。之后邹衍吸收思孟学派的五行说并进一步发展，改造五行相生说，提出五德终始说，设计一套明堂制度，为齐宣王、齐闵王称王制造舆论。
离齐入燕，为燕昭王师
公元前288年（齐闵王14年，燕昭王24年），邹衍约36岁。齐闵王即位后，不断向外扩张，南败楚国，抗魏攻秦，助赵灭中山国，败宋，扩土地上千里。齐闵王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仍不断向外扩张，滥杀大臣，稷下先生多次劝谏无果，不仅受到怠慢，而且待遇也下降了，导致当时的稷下先生纷纷逃散。邹衍被燕昭王招徕贤士的政策吸引，来到了燕国，燕昭王不仅拿着扫帚亲自为他清扫道路迎接他，还请他做自己的老师授予学业，为他修剪碣石宫，亲自去拜师。之后邹衍从事著作，做《主运》。邹衍用自己的学说，论述水德代替火德为帝，因为燕国在北方，北方属水德，为燕昭王称“北帝”制造舆论。
被谗入狱，回稷下学宫
公元前278年（齐襄王6年，燕惠王元年），邹衍约46岁，燕惠王即位。燕惠王对先王老臣并不信任，邹衍为齐国人，燕惠王时期，齐国和燕国之间战争不断，齐国田单大败燕国后，齐国收复失地，士气大振。反观燕国却出现了思想混乱，邹衍在这个时候，作为齐国人，被嫉妒他的人散布流言，蒙冤入狱。公元前277年，47岁的邹衍得以昭雪出狱，出狱后的邹衍，看到齐国在齐襄王的统治下，稷下学宫恢复到昔日的繁荣，有名望的先生又可以担任大夫，加上燕惠王此时并不重用邹衍，于是邹衍回稷下学宫为先生，从事著作。
驳“白马非马”，致公孙龙被黜
公元前257年（齐王建8年，燕孝王元年）邹衍约67岁，在稷下学宫任教，被任命为使者，经过赵国的时候，平原君侧身陪同他，并亲自为他擦拭坐席。平原君正在会见公孙龙和他的徒弟綦[qí]毋子等一些人，讨论“白马非马”之说，平原君借此机会问邹衍询问公孙龙的“白马非马” 论怎么样，邹衍认为公孙龙的观点不成立。邹衍认为天下名辩有“五胜三至”的原则，辩论的目的在于辩论的双方各有所得，辩论胜了“不失其所守”，辩论败了也可以学到新的知识，争取做到“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事物都有所归属，不相冲突，这样的辩论才是值得进行的。而强词夺理，只想用言辞胜人的，并不高明，并且有损于君子之行，有害于大道。邹衍的这番话，赢得在座人的赞同，导致平原君黜远了公孙龙。
晚年仕燕去世
公元前251年（齐王建14年，燕王喜4年）邹衍约73岁，邹衍此时在燕国为燕王喜服务，燕栗腹伐赵之战后，邹衍的活动记载再也难觅，孙开泰认为，公元前250年，赵攻入燕国，邹衍可能死于此年。

主要身份
齐上大夫
齐威王为了招徕人才建立了稷下学宫，在稷下学宫各家各派都可以自由辩论，对政治也可以议论。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著书立说，稷下先生们各自著书立说讨论国家治乱的问题，为的是能引起诸侯注意，任用他们。齐宣王特别喜欢文学游说之士，给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共七十六个来到齐国稷下学宫的人，都赐了府邸，封为上大夫，这些人不担任实际官职，但是可以自由议论政事。
燕昭王师
燕昭王在燕国被攻破之后即位，以谦卑的态度丰厚的礼物来招纳贤才。昭王为郭隗改筑宫室而当作老师侍奉，引得乐毅从魏国来，邹衍、剧辛等当时的名士争先恐后来到燕国。邹衍到了燕国，燕昭王不仅拿着扫帚亲自为他清扫道路迎接他，还请他做自己的老师授予学业，为他建造碣石宫，并亲自去拜师。《汉书·艺文志》明确提出邹衍是燕昭王之师。
师从孟子再传弟子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的思想是仁义节俭和处理好君臣及六亲的关系，这是儒家的宗旨。又据《盐铁论》记载，他一开始想用儒家的思想学说来获得诸侯的重用，但是失败了，之后他转变策略，凭借五德终始说被各个诸侯重视，名扬天下。邹衍的儒家思想来自于稷下学宫的儒家学者，稷下学宫儒家学者代表是孟子，孟子因为与齐宣王在伐燕问题上有着严重的分歧，在公元前312年，燕叛齐之后，就离开了齐国回到邹国，而此时，邹衍约为12岁，邹衍还未入稷下学宫，邹衍是在公元前309年，15岁时开始在稷下学宫学习儒家学说的，师从稷下学宫孟子学派的儒家后学。

主要思想
五德终始说
基本概念
根据《吕氏春秋·应同篇》记载，五德即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把自然界的变化和政治的更替连接起来，认为每个朝代都有自己对应的五德之一，朝代更替是按照五行相胜的顺序，一代一代循环往复的 。政权转移按照土、木、金 、火 、水依次交替，按照始于土终于水而循环往复而 。即水德结束后，五德又从土德开始循环。
思想渊源
邹衍“五德终始说 ”的思想渊源一是阴阳变化与五行生克的观念，二是古老的天文历法学、物候学、时禁惯例及相应的顺时布政观念，三是自然灾异与政治举措互通互渗的天人感应观念。
阴阳变化与五行生克的观念
道家、易家和兵阴阳家站在“道“”和“阴阳 ”的高度提出循环论思想，将前人早已就有的从观察四时周而复始现象的朴素循环观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构成了邹衍创立历史循环说的思想前提。特别是兵阴阳家的思想强调“顺时而发， 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对邹衍学说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阴阳五行学说与传统的兵阴阳家思想的密切关系，对邹衍构建五德终始说影响最为直接的是以五行生克和五行配物为主要内容的五行思想。
春秋后期的史墨曾提到“火胜金”，在占法中表示出以庚配金、以午配火之意，这种以干支配五行的做法意味着五行配物图式至少在晋国史官那里已略具雏形。五行相生的次序主要是根据四时与五行的对应关系确立的：春属木、夏属火、季夏属土、秋属金、冬属水，从春夏秋冬四时的更替自可推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循环序列。从史墨的五行配物观念来看，五行相生的原理在春秋后期也已基本定型。思孟学派的五行观开启了邹衍五德始终说的先河 ：一个以德目配属五行于前， 一个以王朝、政令配属五行于后 。孟子、邹衍都曾游学于稷下，两人在时代上有前、后之分。在稷下学宫中，不同学派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是很自然的 。
天文历法和顺时行政的思想
五德终始说的另一个思想来源是古老的天文历法和顺时行政的思想。《汉书·艺文志》认为阴阳家“盖出于羲和之官”，羲和之官，即天文官太史，负责“政治月历”的制定和发布，夏商以来形成的按季节发布相应政令的传统强调顺应自然、不违农时或“使民以时”，同时指出一些节日活动固定在什么时间举行。邹衍学说在继承古代时政传统的同时，依照阴阳五行观念把某些实际上可以四时通行的政治活动机械地固定在某月进行，如规定春季行赏赐、秋冬施刑杀等等。并且阴阳五行学派在编制其政治月历表时还充分吸收了古代时禁方面的内容，这些思想对于邹衍构建五德终始体系中的“治各有宜”说， 都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天人观念
五德终始说中的 “符应”思想是对古老的天人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尚书·洪范 》记载，政治和道德状况可以影响自然气候的观念已经表露得非常明显。《洪范》九畴中的第八畴 “念用庶征”认为统治者仪容恭肃可以导致“时雨”，言谈顺理可导致“时旸”，视事明察可导致“时燠[yù]”，所言聪敏可导致“时寒”，思想睿智可导致“时风”，反之，就会出现淫雨、干旱、冬暖、夏寒、风灾等反常现象。从此以后，灾异与人事相联系的思想就延续下来。春秋术数家常说的“天事必象”“天事恒象”“人事必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等说法也都曲折地反映了天道与人道可以互相感应的观念。邹衍的“符应”说认为不遵五行时令就会出现灾异的思想，正是在吸取这些思想要素的基础上形成的。
具体内涵
君权神授
五德终始说认为，要想成为帝王，必须事先接受天命，人们根据禨祥判断帝王是否享有天命，判断谁为帝王，上天在这里起到了至上神的主宰作用。新兴帝王只有接受天命，才能被人们所信服。只有帝王才能解读天象，才能发现本政权得到了天命。
機祥制度
上天降下天命，通过前兆告知，前兆就是“禨祥”，是《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中提到的“符应若兹”的“符应”。五德终始说认为，新朝代兴起，一定会显示五德之一兴胜的“符应”，“符应”在所有朝代都会出现，黄帝时的大蚓大蝼，夏禹时的“草木利冬不杀”，商汤时的“刃生于水”，文王时的“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都是天显吉兆，都代表了新生政权得到了上天护佑。
学说衰亡
随着历史的发展，五德终始说自身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其一，五德终始说以五行相胜作为基础，政权之间的更迭都是通过革命手段来完成的。其二，五德终始说帝德谱中的帝王或朝代太少，不利于新兴王朝圣统的建立。其三，五德终始说的“符应”理论认为，朝代将亡之时上天会降下灾异。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这就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所以，基于五德终始说自身的局限性，其已经不能适应西汉王朝发展的需要了。而刘向、刘飮父子的“亮后火德说”，则很好的弥补了“五德终始说”的上述局限性，所以，在西汉末年“五德终始说”被刘向、刘飲父子的“亮后火德说”所取代。

五德主运说（阴阳主运说）
基本概念
邹衍的五德主运说，也称阴阳主运说，亦称四时教令说，是在五行相生说基础上形成的。主要是说五行以次循环，以次用事，终而复始，得到五德的天子要根据五行代表的方向，作出相应的举措，以实现四时教令和方物服色方面德之瑞。
与五德终始说的区别
近代学者侯外庐等人认为邹衍对于五行的理解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一种是针对自然季节的变换，认为五行之间是相生的；另一种是针对政权更替，认为五行之间是相胜的。近代学者庞朴也认为，邹衍在涉及自然的时候应用的是相生说，在谈到历史的时候，就采用相胜说。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学说，并行不悖，相得益彰。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五行相胜的基础上提出，为君主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提供根据；而五德主运说在五行相生的基础上提出，是为已掌生杀大权的君主如何顺天道作出具体的安排。 
具体内涵
司马迁观点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主运”即“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也”。邹衍的“阴阳主运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五行相次转用事”，即帝王颁布政令要与阴阳法则相契合，并按照东、南、西、北、中五方与自然界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结合的模式，依据春、夏、秋、冬的次序，不同的季节实行不同的政令”。二是“随方面为服”，即“君王按照四时相随，即五行相生的顺序来规范自身的行为，所谓的‘行为’则包括服饰、举止、饮食等。”
冯友兰观点
冯友兰考辨认为，《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礼记》中的《月令》，《管子》中的《幼官》，《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等著作中存有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的“阴阳主运学说”（月令思想），并认为“阴阳主运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系统地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关于四时气节的变化和农业生产知识发展的水平。二是不仅人的农业生产活动要按着四时气节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措施，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统治者的生活，也应随着四时气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具体体现
帝王接受天命成为人们所信服的正统帝王之后，还需要按照相应之德来施政。如黄帝兴土德，那么黄帝时期的政令就要与土德相契合，要崇尚黄色；大禹时期是木德，那就要制定与木德相契合的制度，崇尚青色；商汤时是金德，崇尚白色，制定与金德相契合的制度；文王时，是火德，崇尚红色，制定与火德相契合的制度。据《 史记·秦始皇本纪》 记载，秦始皇按照五德终始的次序推演，认为周朝是以火德兴，秦要取代周朝兴起，那就一定得采用周朝火德不能胜过的德性，于是采用水德，进而根据水德规定了一系列法度，把十月作为首月，朝贺时间改为十月初一，衣服、旄旌、旗帜的颜色都以黑色为尊，数目以六为标准，符信、法冠都六寸，车厢宽六尺，六尺为一步，一车驾六马，而且还把黄河得名字改为德水，用来作为水德的开始， 《 封禅书》 也记载：秦朝以冬天十月为一年之开始，以黑色为尊，以六为标准。

大九州学说
基本概念
邹衍创立了"大九州"的学说，这是对世界地理的一种推论性质的假说。邹衍的大九州说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较完整的概括论述，邹衍先罗列中国名山大川，长谷、禽兽、水产、各种物类中最珍贵的，并由此推及出去，指导人们看不到海外，他认为儒家所说的中国叫赤县神州，九个像赤县神州那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州与州之间人兽不能相通，这样的大州有九个，周围又有大瀛海环绕着，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罢了。
具体内涵
大九州的名号，《史记》只有一个赤县神州神州，《淮南子·地形训》记载下了九州的全名，分别为东南农土神州，正南沃土次州，西南滔土戎州，正西并土弇州，正中中土冀州，西北肥土台州，正北成土泲[jǐ]州，东北隐土薄州，正东神图阳州。”《河图括地象》中也有记载，但是名字稍有区别，分别为东南晨土神州，正南深土邛州，西南滔土戎州，正西开土弇州，正中白土冀州，西北肥土柱州，正北成土玄州，东北隐土咸州，正东信土扬州。
学说意义
当代学者白奚、袁运开等认为，邹衍的大九州说打破了由来已久的“中国即天下”，天下只有一个中国的观念，大九州说反映了人们空间活动范围的扩大，是根据中国的山川名物和海外奇闻演绎而来。其中有很多是毫无根据的臆想，但也包含有合乎情理的推论甚至是天才的猜测。大九州说“不仅突破了那时的地域观念，而且对大地的设想也更具合理性。”

主要作品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作《终始》《大圣》《主运》之篇十余万言，《汉书·刘向传》记载邹衍著有《重道延命方》，系一部医药养生之著作。《汉书·诸子略》记载邹衍著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现均已佚失。 邹衍的著述很多，很可惜都已遗失，但是关于他的思想我们可以从现存的《盐铁论》《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平原君虞卿列传》等篇章以及《吕氏春秋·应同》篇中寻得线索。
传承
阴阳家学派
思想起源
“阴阳家” 是阴阳五行家的简称，阴阳之为“家”始于邹衍，阴阳家的源起与儒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冯友兰认为，阴阳家源于方士，儒士与方士关系密切，儒家学者和方士是同宗同源的，同时指出，阴阳五行学派的起源还与《易经》、道家、农业、天文历法、数术之学等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思想主旨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世学者们大都认为阴阳五行学派是迷信的大本营；李泽厚、方立天认为，阴阳家的学说既包括天文，又包括历法，还包括人事制度与法令政治等方面的学说，并主要作用于人类社会；李约瑟、史华慈将阴阳家称之为“自然主义者”“相关性宇宙论专家”，认为阴阳家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杰出代表，阴阳家立足于自然界，意在协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冯友兰对诸家观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阴阳家的思想脱胎于宗教，是一个科学和巫术相混合的体系，“阴阳五行家企图用一个体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一种统一的解释，用一些原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贯穿起来。”
阴阳家的学说既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五德终始说”，又有关于自然地理的“大小九州学说”，阴阳家希望运用自身的学说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进行融会贯通，达成和谐统一。阴阳家试图利用客观事实来解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诸多现象，力图沟通、协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体现了一种原始的科学研究精神。冯友兰还认为“阴阳五行家的企图，就是要把宇宙各部分结合为一的联系揭示出来，对作为连贯性的整体看的自然界总情景给一个总的说明。冯友兰将“阴阳家”视为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源头、科学精神的萌芽，并认为阴阳五行学派开创了自然界（天）与人类社会（人）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的先河。
思想发展
西汉史学家司马谈在 《论六家要旨》中将阴阳家列于诸学派之首，至东汉初，班固据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作《汉书·艺文志》，其中阴阳家已居于儒家、道家之后，随着阴阳家及其学说地位的不断下降，大量著作亡佚殆[dài]尽，《隋书·经籍志》中已不再设立阴阳家类。
继承邹衍学说的首先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稷下学宫的阴阳家学派。管仲学派的阴阳家思想保存在《幼官》《四时》《五行》《形势解》《轻重己》等篇章中，《管子》中反映阴阳家思想的这些篇章将阴阳五行学说与人事、政教等结合；其后，《吕氏春秋》继承了邹衍、《易传》等的阴阳五行思想。
《吕氏春秋》用阴阳五行的思想构造起一个辉煌庞大的理论框架，把天文、岁时、农事、政教、职官、乐律、祭祀等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部都囊括了进去，其系统性和严密性超出了邹衍、管仲学派和黄老学派，使得阴阳五行理论从以往略带局部性的学术流派成为整 个社会的一 种主要的哲学思想；汉代阴阳家由于刘安及其《淮南子》而确立，继而兴盛。
《史记·龟策列传》提到《淮南子》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二十余万言，《汉书·刘向传》记载《淮南子》中有《枕中鸿宝苑秘书》，说的是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 延命方。《中篇》和《枕中鸿宝苑秘书》都属于专门的阴阳家及其数术类著作，《淮南子》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邹衍、黄老学派、管仲学派以及《吕氏春秋》等阴阳家前贤的阴阳五行思想，尤其以道分阴阳的宇宙图式和五行生克的社会体系，对阴阳家作了最后确立；之后，因为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阴阳家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儒家从此后“独尊”，阴阳家从此后 “衍化”。
阴阳家的衍化是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的，一 是学术衍化，或将阴阳五行之学分开论述，避免以阴阳家的面目出现，如刘向《洪范五行传》、萧吉《五行大义》等；或被其他学派改造，如道家道化、儒家礼制化、兵家策略化、医家原理化等。二是方术衍化，阴阳家的理论被方士转化为方术，如星占术、堪舆术、占梦术、测字术、相术、算命术、杂占术等。而且，方术化现象以至于成为唐宋以后阴阳家的主流，而且这些方士不仅自称做“阴阳家”，一般人也真的把他们当成阴阳家，即便在学术界，也给他们以“实践阴阳家”的雅号。
思想传承
邹奭、董仲舒、刘向都从各自的时代背景出发对五德终始说中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吸纳与发展。
邹奭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奭，战国时期齐国人，稷下晚期时的稷下先生，邹奭是齐国三邹子之一，采用邹衍的学术思想来纪文。是邹衍之后的战国阴阳五行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当时的齐人称颂他为“雕龙奭”“雕龙赫”“谈天邹”，与淳于髡、邹衍等先前稷下先生并称于齐。邹奭在阴阳五行方面的成绩，主要是继承了邹衍的学说思想，是邹氏之学的传人，邹衍的学说“迂大而闳[hóng]辩”，曲折夸大，论辩空洞，邹奭弥补了这个缺陷，使得些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看起来不再那么空洞无物。
董仲舒
董仲舒是汉代经学大家，其著作《春秋繁露》中论述世界本源是为“天”，董仲舒对“天 ”的释义不仅局限于“群物之祖”，他所阐释的“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天，而是将四时节令的变化与人的情感挂钩，成为可供人意识驱使的“天”。这与邹衍的五行学说十分契合。
董仲舒在《五行相生》提出“气” 是万物赖以生存之物。他所说的“气”是阴阳五行之气，是连接“天”与“人”之间的媒介，是存在于两者之间的自然变化。 他对“气”的认识与邹衍所论极为相似。
董仲舒对五德之说中的“自然天论”思想、“符应”理论进行了借鉴，并对五德之说的阴阳五行观念进行了伦理化的处理，以解决儒学在西汉发展时所遭遇的诸多问题。他继承了五德终始说中的“贵土”思想，并将土与忠、孝联系，进而用于其宗法思想的的建构；对五德终始说的自然之天理进行了借鉴，并将其用于自身道德之天学说的构建。董仲舒同时发展了五德终始说，一是将阴阳观念、五行观念引入社会控制领域，并引申出了“三纲五常”观念，弥补了“五德终始说”缺乏社会控制的缺陷。二是以五德终始说为蓝本，构建了“天人感应”学说，并对五德终始说的“符应”理论进行了初步解释；董仲舒还在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构建了自身的“三统说”。
刘向
刘向继承了五德终始说中的政权转移理论，进而认为天命不拘于某朝某代，而是不断更替变化的。刘向同样对五德终始说有所发展。一是借鉴了五德终始说“符应”理论的框架，并吸纳了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中的相关理论，进而构建起了自身的“灾异学说”。二是发展了五德终始说以自然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作为政权转移动因的理论，将自然之五行比附于人事，并认为君王、大臣、女性等是促进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学说影响
促进大一统政权形成
战国末年，大一统政权呼之欲出，诸侯王们急需一种理论来为他们的“篡政”活动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五德终始倡导政权按照五行相胜的顺序进行转移，每个朝代都不可能永久的维持住自身的统治权，周王朝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被新兴的政权所取代，这为诸侯们的政权统一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大大促进了大一统政权的形成。
促进自然哲学发展
五德终始说的天命论强调，自然之天取代了殷周时期的义理之天，自然的力量渗透到了人类的政权建设当中去，并影响着人类政权的构建和转移。五德终始说使自然与人类政权产生了某种必然的联系，推动中国古代“天人之学”的发展。
促进方仙道、神仙家形成
以五德终始说为主导的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与神仙方术结合到了一起，从而形成了方仙道，以及宣传方仙道的神仙家，并成为了道教的道士和道教修炼方法的前身。
消极影响
五德终始说为汉代谶祎[yī]之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成为了孕育怪诞之说的温床。
其他影响
五德终始说为汉代董仲舒、刘向解决时代课题提供了重要理论来源。董仲舒在借鉴五德终始说"自然天论"思想和"符应"理论的前提下，对五德之说的阴阳五行观念进行了伦理化的处理，解决了儒学在西汉发展时所遭遇的诸多问题；刘向在五德终始说"符应"理论基础上构建了"灾异"学说，用来打击当时的外戚和宦官擅政。在五德之终始说五行相胜理论基础上构建了社会发展动因理论，用来告诫君王要修德、律己。由于五德终始说"缺乏社会控制"，并且主张相胜与革命，君王无法用来治世，西汉末年被刘向、刘歆父子的"尧后火德说"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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